除了汽车和太空探索，详解8个正在被埃隆马斯克颠覆的行业

航天育种：上天入地，只为攥紧“中国种”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定期的发射和返回、舱内外的空间诱变环境、更多的重要载荷，必将为育种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航天资源和保障，必将创制出更多的新材料、新种质、新资源，从而为我国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桥段，而是近几天备受关注、正在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上演的情景。拟南芥幼苗已长出多片叶子，高秆水稻幼苗已长至30厘米左右，矮秆水稻也长至五六厘米高。

科学家们还无法判断，这次空间微重力条件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实验能否成功。就像35年前，科学家们想不到我国农作物种子的首次太空之旅会带来什么一样。

时间自会给出答案。当天上和地下相连，当逐梦苍穹的航天与扎根大地的育种相遇，“航天育种”的奇妙轨迹就此开启。

偶然的发现，开启育种新空间

9月1日，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进行首次出舱活动。“天上”的一举一动都牵引着国人的目光，中国人离飞天梦从未这么近。

与此同时，我们的“太空之家”里，还安静地躺着万余颗种子，等待被宇宙射线击中；在地面的实验室、试验田，有更多不同植物的种子上天后又钻入地下，接受着育种专家们细致入微的选育。

如今，科研领域对于航天育种的认知和应用已较为系统和成熟。然而，35年前，却是一次看似偶然的举动，开启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1987年8月5日，我国第九颗返回式科学卫星首次搭载一批水稻、番茄、青椒等农作物种子成功发射。当时的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地面辐射育种技术，试图借助航天技术，通过航天搭载及其空间诱变获得更丰富的、有价值的变异材料，同时也进一步验证“空间环境对植物的遗传性状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返回地球的种子，进行一系列试验后，科学家们惊喜地发现，发生了一些意外的基因遗传变异。更关键的是，有些变异正是人们一直期盼的。由此，拉开了我国通过空间诱变进行植物航天育种的序幕。

1994年，刘录祥的同事将红小豆送上太空。返回地球种植后，红小豆的籽粒和豆荚都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这让刘录祥深深感到了航天育种的威力，从此跟航天育种结下不解之缘，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从事航天育种的科学家。

“航天育种看上去很神奇，但其实并不神秘。”如今已是国家航天育种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农作物航天诱变改良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的刘录祥说，航天育种又叫太空育种、航天诱变育种，是将种子置于太空特殊环境中，在微重力、弱地磁、强辐射、高真空、超低温、极洁净等极端条件作用下，种子内在基因可能会发生变异。“不管是航天育种，还是其他育种，归根结底都是发现变异，然后利用变异的过程。”

千百年来，人类从吃饭到生产生活都要依赖植物，一直在寻找更优良的作物品种。“育种家”们从自然界收集具有优异性状的种质资源，通过品种选育，让满足生产需求的性状固定下来、传播开去。但一代代的育种都只能在地面进行，直到现代航天科技发展起来，为诱发种子变异带来了可能，也为获得更丰富的种质资源提供了可能。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航天育种”是我们国家航天技术在种业科技创新领域独具特色的应用。中国的航天育种相比较美国、俄罗斯这样的航天大国，开展的研究范围、应用成果更加突出。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苏联就认识到太空环境能够诱发植物种子基因发生变异，开始探索空间条件下植物生长发育规律，目的是建造“会飞的农场”，解决宇航员及未来地球星际移民在太空中长期生存和生活。美俄等国可耕土地多，农作物产量大，服务地面育种的紧迫感并不强烈；中国则完全不同，人口众多，耕地偏少，保障粮食安全的任务更加紧迫。端稳“中国饭碗”，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尤其需要更多更优质的种质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

“先天不足”更要“后天努力”。始于偶然的发现，便成为了特殊国情之下创新种质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必然。

“上天”只是之一步，关键是“下地”后

种子跟随航天器到太空遨游，回来就能变成优良的“太空种子”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

“太空种子并不是简单搭载出来的，而是在返回地球后，经科研人员多代筛选、培育出来的。”刘录祥解释道，根据多次试验的累计统计，送入太空停留数天的种子，基因突变虽然高于自然变异的水平，但平均也只有千分之几的概率。而在这些变异种子中，朝着抗倒伏、抗病虫害、早开花、早成熟和高产量等人们所期待的方向转化的，更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某些重要基因被宇宙高能射线破坏掉，反倒使植物的活力降低了。“这些都是随机发生的，不是人类所能主导的。”

上天只是走完“万里长征一小步”，最繁重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后续在地面完成的。以小麦为例，搭载回来的种子叫作“之一代种子”，要全部种下去。之一代植株有时会表现出一些生理变异性状，但科研人员只是观察记录下来，不做任何筛选，因为之一代选择误差大。收获的种子再种下去，长出来的叫第二代，这才开始选长得“好”的种子，例如筛选变矮秆的，以增强抗倒伏性能；筛选穗子变大的，以提高产量；筛选变早熟的，以提早收获期等。变异是随机的，但可以根据育种目标进行定向选择。通过筛选，选择出第三代具有性状突变的植株，收获种子继续播种，目的是看这些突变性状能否真正稳定遗传。经过进一步筛选，再进行一定规模的群体比较试验，还要拿到多个试验点异地试种鉴定。经过反复培育、层层筛选和验证等科学研究，种子如果连续几年都表现很好，产量和品质超过对照品种，才可以申请国家或省级的品种审定。经过审定认可的品种才能叫“太空种子”，并推向市场。

在刘录祥看来，航天育种只是一种 *** ，回到地面后的选育 *** 与常规育种没有太大区别。“育种过程中最首要的工作是确定育种目标，要围绕育种目标进行筛选，建立自己的体系。变异是随机的，但选择必须是定向的。比如说，要选择抗旱节水的材料，就需要种植在限制灌水或干旱条件下筛选；要选择抗白粉病、抗赤霉病、抗叶锈病的突变材料，就需要在接种这些病菌的条件下鉴定筛选；而选择优质、营养多元的突变材料，则需要辅助品质营养成分测试等。”

“不管是做哪种育种 *** ，下地是最基本的核心要素。下地次数及下地质量与品种产出、品种成果质量高度正相关。”刘录祥说，“即便结合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的 *** ，最终能否选出品种，还是要靠育种家的眼睛在田间‘面试’。突变筛选有时就像海选演员一样，海选几率虽然不是很高，但如果能筛选到一些具有重要育种价值的突变基因，就有可能带来育种工作的重大突破。”

为了观察诱变后代的性状变异，每天奔忙在试验田与实验室之间，是育种科研人员的工作常态。育种家往往要经历4到8年甚至更长时间，结合生物优选方式，经过多代筛选、淘汰、试种、审定，将诱变优良的基因在常规种植中稳定遗传，每一个环节都要过关，最终才能获得具有优质、高产、早熟、多抗性等优良性状的新品种。

寻求更多种质新材料，航天搭载从未中断

设立在华南农业大学的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航天育种中心”）的试验基地，一株株跟随嫦娥五号“奔月”的水稻种子后代，这几天再次进入分蘖期，长出了细小的稻叶。

2020年11月24日，40克约2500粒“航聚香丝苗”水稻种子搭乘嫦娥五号探测器升空，历经22天21时29分的飞行后，随嫦娥五号返回器顺利返回地球。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搭载实现了水稻种子深空环境诱变育种的首次突破。这些种子内含4万个基因，通过定向跟踪，发现可利用的优良基因。

“现在是第四个世代的种植了。”航天育种中心主任郭涛告诉记者，“目前已经发现了在产量、品质和抗病性上的一些特殊变异，共有近120个新材料。有一些重要的材料，我们正在进行比较试验，预期可以很快形成一些品系。”

2021年3月29日，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王加峰博士为刚刚插秧太空稻的试验田插上写着“CE-5”的标识牌，这是嫦娥五号的拼音缩写。当日，嫦娥五号搭载的太空稻种离开研究中心温室，移栽到试验田基地。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航天育种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原航天生物总工程师赵辉介绍说，“自1987年以来，每一次返回式卫星发射都搭载了种子。载人航天工程实施以来，在神舟飞船、天宫实验室、天舟飞船、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等每一次飞行任务中都安排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项目，至今已经完成40多次航天育种搭载实验，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借助航天技术开展育种研发的国家，取得的科研成果和应用效果也是最为显著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9月9日，中国首颗、也是全球之一颗专门用于航天育种研究的返回式卫星“实践八号”被发射上天。这颗“史无前例”的卫星，一次搭载了粮棉油菜果花等9大类2000余份、约208千克的种子，包括水稻、麦类、玉米、棉麻、油料、蔬菜、林果花卉和微生物菌种等152个物种，在太空飞行15天后顺利返回地面。由刘录祥领衔的这项工程，还在卫星上装载了多项空间环境探测装置，用于探测空间环境辐射、微重力和地磁场等环境要素，开展空间环境要素诱变育种的对比研究。

这次“专乘”堪称我国航天育种领域的里程碑式事件。除此之外，航天育种更多时候只能“搭乘”。“每次搭载利用的是载荷余量。”赵辉解释说，“发射航天器时，要求质心垂直，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航天器里加上配重。如果把配重替换，放入同样重量和比重、并且还有用途的东西，比如实验装置，就能实现空间资源的充分利用。”

由于航天系统工程复杂程度高、技术跨度大，每一点荷载容量都弥足珍贵。“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跟随航天器进行“太空旅行”的种子需要经过“千挑万选”，把具有明确研究目的和育种方向、具有重要研究和应用价值，真正能够代表同类植物“更先进、更优秀、最强大”性能的种子找出来。这就好比要组织运动员去参赛，总得把体能更好、体质最强、训练最多的运动员选出来。因此，带上太空的种子，必须是遗传性稳定、活性好、综合性状优异的种子。

也有人质疑，性能优异的种子就算不上天，选育出的后代也不会差，而且与太空诱变相比，在地面人工诱变环境下，辐射、气压、磁场等可以做得更可控，航天搭载有必要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各种地面诱变试验相继开展。通过“微重力实验室”“零磁空间实验室”“伽马射线”“高空气球”等手段，加强各种“非正常因素”对种子细胞和基因的影响，促发更频繁、更深刻的变异。刘录祥说，航天搭载的实验机会毕竟有限，为实现一年多次实验，育种家会选择在地面利用高能加速器模拟宇宙粒子等辐射技术开展种子诱变工作。“这样我们做实验的机会更多，处理的种子量可以更大，有机会不断改进。”

“空间诱变和地面人工诱变互为补充，各有优势。”赵辉说，太空环境是地面无法模拟的，也是难以长久保持的。研究表明，航天诱变的成活率比地面辐射诱变高很多，一般能达到90％以上。“与传统地面诱变育种相比，航天诱变具有变异率高、变异幅度大、有益变异多、稳定性能强等特点，能够极大丰富育种材料。”

航天育种逐步多元化，农产品早已走上餐桌

提起“航天育种”，许多人的印象是果实个头超大，茄子像南瓜、南瓜磨盘大、豆角几尺长、甜椒大如梨。

“航天育种走过35年，一大批新品种早已走进市场、走上餐桌，服务着人们的生活。”赵辉笑说，“但同时，多数航天品种在外观上并没有那么夸张。”

自1987年以来，我国先后利用各类航天器，搭载植物种子、菌种、试管苗等4000余种，培育的小麦、水稻、玉米、大豆、棉花和番茄、辣椒等园艺作物新品种，经过国审和省审的航天育种新品种超过200个，累计种植面积1.5亿亩，产业化推广创造经济效益2000亿元以上。在牧草、林木、花卉等领域也有一定规模推广应用，还获得了一些对产量、品质有突破性影响的材料。

从粮食作物、到蔬菜水果、再到花卉牧草等，航天育种方向越来越多元化，在关键技术开发、重要种质创新、品种选育及成果产业化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谢华安院士团队利用航天诱变育种技术创制出航1号、福恢673等一系列强优恢复系，进一步与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相结合，培育出特优航1号、Ⅱ优航1号、宜优673等十几个高产优质超级稻和再生稻品种。再生稻更高亩产超过1400公斤，累计推广应用3000多万亩，获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2项。

目前我国航天育种单个品种推广面积更大的小麦品种，是刘录祥团队和山东农科院李新华团队合作育出的鲁原502。它是利用航天突变系“9940168”和“济麦19”进行常规杂交后，系统选育出的高产小麦新品种。由于具备优秀的高产性、稳产性和广适性，2018年当年推广应用面积超过2000万亩，成为我国第二大主推小麦品种，增产效果显著，也因此获得2019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截至目前，“鲁原502”累计推广面积超1亿亩。

此外，利用航天诱变育种技术培育的牧草、花卉、林木、微生物等不同领域，都有成功的品种问世。

“中天1号”紫花苜蓿是以2002年“神舟3号飞船”搭载的紫花苜蓿种子为基础材料选育而成，2018年通过国审，登记为牧草育成品种。“‘中天1号’营养物质和产草量都很高，叶片以5叶为主，品种多叶率达35.9％，而国外引进的主要多叶品种的平均值仅为6.31％。干草产量平均为每亩1035.33公斤，比对照组平均高产12.8％，国家区域试验更高干草产量达每亩1789.9公斤。”谈到“中天”系列，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抗逆牧草育种与利用团队首席科学家杨红善很是自豪，“‘中天2号’‘中天3号’苜蓿和‘中天4号’燕麦，都相继通过了国家或地方品种审定登记，在牧草的品质、产量以及抗性等方面各有侧重，都有不俗表现。如‘中天2号’在多叶率、干草产量和粗蛋白质含量等指标上，相对‘中天1号’又进一步提高了，在形成苜蓿产业化方面具有品种资源优势，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杨红善介绍说，团队牧草航天育种研究，至目前已经先后通过不同太空飞行器10次搭载了10类80份主要的草类植物种子进行航天诱变，其中神舟11号飞船上搭载的紫花苜蓿试管苗实验获得成功。

航天育种搭载试验仍在继续，对于新材料、新种质的探索也在持续进行中……

今年5月份，神舟十二、十三号航天育种实验项目清单公布。88家单位的上千件（份）作物种子、微生物菌种等航天育种实验材料可谓丰富多样。其中有不少搭载实验材料在轨驻留六个月以上，时间最长达326天，是我国航天器搭载实验在轨时间最长的一个批次，相关搭载单位和专家期待后续能有新的发现。

6月5日，搭载神舟十四上天的种子，除了主粮作物种子外，还有新疆的苏丹草、骆驼刺、伊犁绢蒿和驼绒藜等牧草种子，福建的福鼎白茶、福州龙岩的杉木和米老排种子，湖南的辣椒种子，黑龙江的甜菜、蔓越莓种子等，这些实验材料涵盖诸多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研究、种质资源创制、新品种选育。

“就药用植物来说，神舟十三号带回了云木香、铁皮石斛、天麻、薏苡仁等10种云南特色中药材种子，重量是61.8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李荣福告诉记者，下一步将对搭载返回的种子进行生活力测定，选留部分种子保存在低温库中进行长期贮藏，其余种子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进行育苗和大田栽培。

中国空间站时代，为航天育种开辟新领域

就在一个月前，问天实验舱成功与天和核心舱交会对接。这次，问天实验舱装载了生命生态实验柜，开展拟南芥和水稻在太空“从种子到种子”（在太空发芽、开花、结实）全生命周期实验。目前拟南芥和水稻种子均已长出幼苗。

实际上，此前我国已开始着手研究地面高等植物在空间环境下的生长发育。在“天宫二号”实验室中，航天员成功种出了绿油油的生菜；10株番茄苗随神舟八号上天，17天后返回地面，科研人员惊奇地发现，番茄苗都是活的，有8棵已经开花结果，而且有的已经转红接近成熟。

据了解，过去60余年中，国外科学家对于在空间种植和栽培植物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重点逐渐从植物幼苗阶段扩展至种子生产研究。然而截至目前，只有油菜、小麦、豌豆等少数几种作物在空间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实验。

刘录祥表示，“会飞的农场”“在火星种土豆”与航天育种是两个不同的目标和方向。航天育种致力于服务地面人类，培养产量更高、质量更优、抗逆性更强的作物品种；而“在火星种土豆”则是为人类逐梦深空提供空间生命支持系统，抢占未来太空长期居留和科技生活制高点。

当航天员需要在太空长期工作生活时，甚至进行奔向月球、火星等深空探索时，生活问题将如何解决？当人类最终需要向外星球移民，或者在月球、火星上建立用于科学研究等永久基地时，如何解决植物生长和农作物自给问题？这些指向人类未来的问题，都对农业育种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和挑战。

但现阶段，航天育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着眼国家粮食安全，打破育种瓶颈。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质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航天育种是发掘优异种质资源的新途径，一旦成功，不仅可以为粮食安全再加一层保障，也能极大程度创造出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定期的发射和返回、舱内外的空间诱变环境、更多的重要载荷，必将为育种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航天资源和保障，必将创制出更多的新材料、新种质、新资源，从而为我国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更好地发挥作用。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白锋哲 李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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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早报」中芯或无法为华为代工；五菱推“摆摊神车”股价涨80%

作者：物联网智库

一、【物联网头条】

中芯国际：美国修改政策，使其14nm等工艺可能无法为某些客户代工

国内更大更先进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已经量产了14nm工艺，华为也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客户，并开始代工14nm工艺的麒麟710A处理器。不过双方的合作依然面临风险，因为美国政策的缘故，中芯国际日前提示他们未来给某个客户代工可能会受到限制。

二、【B2B/B2G：智慧城市】

联想云领（北京）与河北香河经济开发区合作

双方就“廊坊香河绿色云计算中心”项目，以及城市智慧管理、智慧政务和具有香河特色的智慧家居等多领域“智慧香河”建设项目达成战略合作。内容涵盖城市顶层咨询、设计和既有业务集成，以及全生命周期IT运维服务。

京东数科中标江苏智慧园博项目

京东数科将整合京东集团零售、物流、金融、科技等资源，基于IoT设备、5G *** 覆盖、智能文旅操作系统，建立刷脸入园、刷脸支付、无人配送、无人餐厅、无人商店、无人酒店等“无人服务”体系。

三、【B2B：智能制造】

中国移动携手云南神火铝业、中兴通讯打造云南首个5G+MEC智能工厂

三方将共同成立5G+创新应用实验室，聚焦云南神火铝业5G+智能工厂项目，共同完成MEC边缘云、工业PaaS平台、5G+机器视觉、5G+AR专家远程指导、5G+机器人、无人驾驶等新型技术的应用。

江苏省工业互联网加速器工程启动

据悉，江苏省工信厅联合腾讯公司启动实施江苏省工业互联网加速器工程，到2022年底，双方将合作打造6家省级工业互联网云服务中心（云基地）、60家工业互联网服务骨干企业、600家上云平台示范企业，推动实现全省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提档升级。

四、【V2X：智能驾驶、车联网】

宾利申请伸缩方向盘专利：适用于自动驾驶

据专利介绍，该方向盘系统会从驾驶员侧车门上一个豆荚状的口袋中展开，而且具有可伸缩的方向盘握把，配备相当于油门和刹车的触发功能。这款方向盘未来将会在L5级无人驾驶车辆中得到应用。

苹果自动驾驶技术将融合多个传感器数据

近日，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苹果一项名为 "跨传感器处理管道共享传感器数据 "的专利，其中，苹果公司提出在自动驾驶汽车系统内的多个过程中，可以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更多的协作，从而促使系统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五、【B2C：智能家居、智能硬件】

Tobii眼动追踪眼镜Pro Glasses 3发布

Pro Glasses 3眼镜集成4个摄像机镜头和16个照明器，不会遮挡用户视线，同时支持Windows和Android设备无线控制录制全程。此外，它的眼动技术可以优先考虑眼睛所在的图形细节的描绘，节省VR设备算力。

宇舶推出售价5800美元的Big Bang e高端智能手表

该手表基于Wear OS可穿戴平台，有钛金和陶瓷两个版本，均采用42mm OLED高清触屏蓝宝石表盘、内置高通骁龙Wear3100芯片组、辅以1GB RAM + 8GB ROM存储组合。

荣耀正式推出Play4系列手机

其中Play4 Pro搭载麒麟990芯片，通过外挂巴龙5000基带支持5G *** ，该手机还内置红外传感器，用于红外非接触测温；另一款Play4搭载联发科技天玑800芯片，支持SA、NSA双模5G *** 。两款手机都有针对电梯、高铁、密集场景进行优化的模式，可自动选择合适的 *** 。

六、【底层技术、通信、 *** 安全】

B站本月将发射视频卫星：国产自主研发

B站计划今年6月下旬发射一颗名为“哔哩哔哩视频卫星”的遥感卫星，卫星所获的遥感视频、图片数据将用于B站科普。据悉，这颗卫星是B站在儿童节送给所有拥有好奇之心的人一份特别礼物，鼓励人们不断探索更大的世界。

辽宁联通携手中兴通讯成功完成2.1G频段3/4/5G三模基站创新试点

本次测试验证采用了新一代5G二期2.1G产品，验证了NR、LTE、UMTS的数据业务性能，LTE、UMTS的语音业务性能，及语音业务在UMTS和LTE间的切换等，全面验证了采用中兴通讯单个射频模块开通的三张 *** 。

紫光DDR4内存条为100％纯国产

最近，国产SSD固态盘、DDR4内存条纷纷出炉，不少人认为是紫光购买国外晶圆重新封装的。于是有网友咨询了紫光国微官方旗舰店的 *** 人员，终于确认紫光的这批内存条为自主研发，包括DDR4颗粒、PCB电路板都是紫光自己的。

中国信科、上海集成电路基金战投中芯国际

据悉，中国信科将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建议人民币股份发行，认购金额最多为人民币20亿元的人民币股份。上海集成电路基金的总认购金额最多为人民币5亿元的人民币股份，皆视配发而定。

七、【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平台】

蚂蚁跨链技术成IEEE认定国际标准

蚂蚁区块链跨链系统获得了一项全球专利。此外，IEEE官网最新信息还显示，就跨链技术其还订立了一项国际标准。该技术标准和专利均围绕跨链技术解决不同区块链互操作性问题，以及其分布式身份协议、链上证明转换协议等技术规范。

八、【科技财经】

国资委发布关于上海诺基亚贝尔的公告

6月3日，国资委发布关于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列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的公告。公告显示，经国务院批准，上海诺基亚贝尔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列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名单，按照股权关系由相关中央企业管理。

Zoom公布之一季度营收，净利同比激增134倍

财报显示，Zoom之一季度总营收为3.28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700万美元，同比大增134倍。

大众内部成立“专干特斯拉”小组

据外媒报道，大众集团希望加速追赶特斯拉的脚步，成立了特斯拉专案的“T小组”，由即将上任的奥迪CEO马库斯·杜斯曼负责。该专案组计划在2025年推出新车型，直接命名为“特斯拉斗士”。

五菱顺势推出“摆摊神车” ：公司股价涨超80%

据五菱专用车微信公众号介绍，这款车名为“五菱荣光翼开启售货车”。整车高度2.26米，货厢空间5300L；左右侧门、后门向上翻启85度角；下边板安装有挂钩可平铺使用，承重力强，扩大货台面积...打开车厢即可卖货，车厢一锁安心回家。

（本文来源于物联网智库授权）

风险投资市场暗流涌动，聪明人都这样做！

第9章　反传统的风险投资模式不断涌现

Entrepreneurs who weren't oddballs would create businesses that were simply too normal.

创始人如果不够古怪，那么他们创造出的企业就会流于平庸。

“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

2004年底，红杉资本的投资团队召开了一次有趣的会议。31岁的合伙人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接待了一名比他还年轻的创业者——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当时红杉资本已经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创业者有可能是非常年轻的，比如扎克伯格就只有20岁。究其根源，在软件这个风险投资的新风口行业里，创业实际上只需要创始人拥有编程技术、产品理念加上极致专注就够了。

会议定在上午8点，但是到了8点05分扎克伯格还没有出现。当然，当这些未来的富翁们几乎清一色是青年时，风险投资人对这样的场面也见怪不怪了。于是博塔打 *** 给扎克伯格确认他们是否还来。

不久，扎克伯格和他的好友安德鲁·麦克科拉姆（Andrew McCollum）出现在红杉资本总部。他们不仅迟到了，还穿着睡衣和T恤。

那天已经退休的唐·瓦伦丁也来到了办公室，在大厅里注视着这两个男孩。他突然回忆起了20世纪70年代和雅达利的诺兰·布什内尔这样的任性角色打交道的经历，并且发现了今日事情的端倪——睡衣正是扎克伯格们的“战袍”，是挑衅，也是挑战。如果红杉资本想有机会入股扎克伯格的公司，就必须像唐·瓦伦丁当初对布什内尔所做的那样：保持冷静，脱掉衣服，到热水浴缸里去。

唐·瓦伦丁急忙赶到会议室，为同事们面对即将迎来的视觉冲击打好预防针。“不要在乎他穿的是什么，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测试。不要问他为什么穿睡衣。”他告诫道。然后，他就藏到了别的地方，因为他知道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头在场是不会让谈话更顺畅的。

到达会议室后，扎克伯格和麦克科拉姆说他们睡过头了，所以才穿着睡衣就直接过来了。这实际上就是摆明了告诉这些投资人：“红杉资本又怎样？谁在乎？”仿佛对他们来说，与这家大机构的会面并不值得设个闹钟。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睡过头的故事。明明一看就知道扎克伯格刚洗了澡，因为他的头发还没干呢。但是另一种解释可能也没好到哪去——扎克伯格悠闲地起床、洗了澡，然后特意穿上睡衣，故意很晚才露面。在怠慢这件事上，有意比无意更“扎心”。

扎克伯格在会议桌旁坐下，开始了自己的演讲。但是，他居然丝毫不提当时正在大学校园里呈现野火燎原之势的Facebook。相反，扎克伯格提出了一个甚至还没落地的文件共享项目，名为Wirehog（威尔霍格）。以往在硅谷，明明都是红杉资本这样的大机构挑项目，而今天反而倒过来需要对一个项目洗耳恭听，而且还是个儿戏般的“副产品”。

这还没完，扎克伯格的幻灯片标题更具侮辱性，“你不应该投资我的十大理由”，几个大字摆明了在嘲弄红杉资本。“第十，我们没有收入。第九，我们可能会被音乐行业的人起诉。……第三，我们很晚才穿着睡衣来到你们的办公室。第二，因为肖恩·帕克（Sean Parker）也在这个项目里。之一，我们只是看在鲁洛夫·博塔的情面上才来这。”

红杉资本合伙人们已经习惯了与“狡猾”的创业者合作，而且他们也希望自己比其他风险投资机构更加理性而非感情用事，并且能够控制自己内心的骄傲和偏见。瓦伦丁的预防针更让他们免疫了睡衣的挑衅。但无论他们怎样试图与扎克伯格建立联系，最后都是徒劳的。这位年轻的访客显然只欣赏鲁洛夫·博塔，甚至之后还试图招募他加入Facebook，但他对与风险投资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显然不感兴趣，尤其这家机构的老板还是迈克尔·莫里茨。扎克伯格就好像在演一出大二青年的荒诞闹剧，面试一份你根本不想要的工作，然后享受愚弄长辈的乐趣。

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可以被视作风险投资的分水岭。在那之前，谷歌已经上市，其他年轻的创业者也在按照布林和佩奇的剧本努力奋斗着。但在扎克伯格之后，对于创业者来说，与风险投资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然后像谷歌创始人那样拿走他们的投资不再是唯一的道路。可以说扎克伯格另辟蹊径，他是真的不希望红杉资本投资他。

在“睡衣恶作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红杉资本的合伙人还都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扎克伯格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投资这一事实。但其实，当扎克伯格在倒数第二张幻灯片上提到肖恩·帕克的名字时，他们本应意识到这一点。帕克在25岁时就已经是硅谷日益叛逆的青少年文化的典型代表。当初，作为一名16岁的程序员，他曾因侵入公司和 *** 计算机 *** 而被FBI逮捕，并被要求提供社区服务。20岁时，帕克再次触犯了法律，这次是因为他在音乐盗版网站纳普斯特（Napster）中的所作所为。而后，他又推出了一家名为“普莱克索”（Plaxo）的软件公司。这次的创业则可以说既是一种胜利，也是一种耻辱。

普莱克索是一个自动更新在线通信簿的程序。当你安装该程序时，它会挖掘你的联系人数据，并通过电子邮件向这些联系人发送一条消息：“嗨，我正在更新我的通信簿。请花点时间向我提供你最新的联系信息。”如果收件人这样做了，该软件将再用类似的电子邮件快速搜索他们通信簿中的每个名字，并招募新用户。在很短的时间内，数以百万计的电子邮件账户就被普莱克索的广告攻破了。可以说帕克为后来的科技巨头们赖以增长的病毒式 *** 营销创造了一个范本。批评者抱怨普莱克索是 *** 上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服务程序，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无辜群众”被反复骚扰。但帕克对此毫不在意，他甚至自夸地说道：“普莱克索就像一支独立乐队，非常小众，但在圈内的影响力却很强。”

到2004年初，普莱克索已经吸引了近200万名用户使用，并且还接受了由迈克尔·莫里茨牵头的两轮投资。但后来，帕克的个人历史再次重演，到嘴边的“鸭子”又飞了。有时他根本不去上班，而即便他终于出现，其实也不做什么有效工作。他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之一抱怨道：“他把一群女孩带回办公室，就为了向她们炫耀自己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2004年4月，红杉资本和其他投资机构加入了管理层。让联合创始人们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把帕克从他自己的公司解雇了。

被红杉资本“大刀阔斧”地踢出局之后，帕克开始了他的第四次“表演”。毕竟如果不东山再起，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了。在听说Facebook风靡各大校园后，他就给扎克伯格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希望他能把自己介绍给一些投资人。两人在纽约共进晚餐，并且发现了彼此身上的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雄心勃勃的年轻创业者，也都在试图开拓在线社交 *** 这一领域。于是，2004年6月，扎克伯格和几个朋友搬到了帕洛阿尔托，他们租了一栋农场风格的房子，离帕克住的地方只有一个街区。

一天晚上，帕克与扎克伯格及他的Facebook团队共进晚餐。用餐期间，他接到了律师的 *** 。普莱克索的董事会不仅解雇了他，现在还决定不让他转手剩下的一半股权。帕克怒不可遏，而Facebook的成员们则有些畏惧地看着他。“风险投资人听起来很可怕。”扎克伯格心想。

扎克伯格邀请帕克搬进他的房子。帕克当时的住处，地板上除了一张床垫外什么都没有，但他还是设法保住了一辆当初有钱时买的白色宝马，现在他允许Facebook的人使用这辆宝马。同时，他们也开始一起工作。帕克聘请了他在普莱克索时的律师帮助Facebook，并为这家公司找到了一位运营经理。他还负责管理投资人关系，和谷歌、基准资本这些投资方打交道。

风险投资市场暗流涌动

到2004年9月，扎克伯格邀请帕克担任Facebook的总裁，而帕克则一步步引导扎克伯格远离传统的风险资本。之所以拒绝基准资本和谷歌的投资，是因为帕克其实更愿意借鉴谷歌创始人的做法，也就是从天使投资人那里获得资金。帕克寻求投资的之一站是一位名叫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企业家，他曾指导帕克如何处理普莱克索的剩余股权。但霍夫曼拒绝牵头投资Facebook，因为他自己创建了一个名为“领英”（LinkedIn）的社交 *** 平台，可能与Facebook存在一些竞争。因此，霍夫曼让帕克与他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彼得·蒂尔取得了联系，他是一家名为Paypal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很快，蒂尔同意以50万美元换取Facebook 10.2%的股权，而霍夫曼会再额外提供3.8万美元。第三位天使投资人则是社交 *** 领域的创业者马克·平卡斯（Mark Pincus），他也开出了一张3.8万美元的支票。

在风险投资人“直觉雷达”的探测下，一场“叛乱”正在暗流涌动。和谷歌一样，Facebook也发起了一轮天使融资；但与谷歌不同的是，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都是专注于社交 *** 领域的企业家。他们有在特定时期创建特定类型的软件公司的共同经历，因而很快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支紧密的团队。回忆起这一时期的氛围，马克·平卡斯说：“我认识的大约有6个人都对能在消费互联网（Consumer Internet）领域做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们总会去同样的两家咖啡馆。”

时代在变，这样一个全新的由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组成的团体自然对传统的风险投资风格持怀疑态度。谷歌已经展示了“对抗”风险投资人的 *** ，保罗·格雷厄姆也强调了风险投资基金越来越大的规模与软件初创企业对资本的有限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投资人与创业者之间的代际差异。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非凡的优势和成功鼓励资深的投资人留了下来。因为风险投资的繁荣让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好，没有人因为业绩下滑而被迫退休。但是，风险投资合伙人的平均年龄在上升的同时，创业者的平均年龄却在下降，这就导致“代沟”越来越凸显。在谷歌刚刚建立时，它的天使投资人，尤其是拉姆·施拉姆和罗恩·康韦，确实也曾将这家初创企业与风险投资建立起了联系。但新一批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与传统风险投资人之间可以说是毫无关联，他们更愿意相信保罗·格雷厄姆关于风险投资糟糕之处的系统理论。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受自身成功业绩所积攒的声望所累，红杉资本成了对风险投资具有敌意的人的一个集火点。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肖恩·帕克对迈克尔·莫里茨有一种特别的怨恨，而扎克伯格奇怪的睡衣秀则是帕克精心设计的报复莫里茨，以报普莱克索之仇的方式。但这样的人不止帕克一个，支持扎克伯格的天使投资人彼得·蒂尔也对莫里茨怀恨在心。

Paypal与X. com开启血腥斗争

在硅谷，作为一名律师、哲学家和对冲基金交易员，蒂尔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是特立独行。尽管他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学位，也因此符合硅谷精英的标准，但他其实既没有工科背景，也没有商科背景。相反，他沉浸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自由”的他先是考入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但在后来的美国更高法院的书记员考试中失败了，而后又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去了纽约，并在那里从事证券法相关的工作，还在银行里交易衍生品。不过他越来越厌倦上班族朝九晚五的枯燥日子。1995年，他辞去了工作，回到了西海岸，但不是为了去投身繁荣的科技浪潮。相反，他出版了一本抨击校园多元文化主义的书，并成立了一家小型对冲基金，这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基本就注定是反主流文化的。蒂尔把自己塑造成了既像哲学家也像投机者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⁴⁷⁾那样的人物，但比他更年轻，思想也更偏向右翼。像索罗斯一样，他也将自己擅长的高风险交易与一些宏大的抽象概念结合起来。另外他还为崇尚、宣扬自由主义的《斯坦福评论》（Stanford Review）供稿，这个杂志是他在学生时代作为共同发起人创办的。

1998年中，大约就在谷歌团队与贝托尔斯海姆会面的时候，蒂尔去了斯坦福大学，做了一场关于货币交易的演讲。在那个炎热的夏天，斯坦福大学为其提供了一个带有空调的舒适礼堂。演讲结束时，一位带着微弱东欧口音的热情年轻人介绍了自己：“嗨，我是麦克斯，是卢克·诺赛克（Luke Nosek）的朋友。”“哦，你认识卢克，太好了。”蒂尔回应道。

蒂尔记得卢克·诺赛克。诺塞克是个优秀的计算机科学家，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是马克·安德森的学弟。大学毕业后，他来到了硅谷。而眼前的这个学生麦克斯·拉夫琴（Max Levchin）就是他们的同学，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

拉夫琴告诉蒂尔，基于自己对密码学的研究工作，他想要创业，开个证券公司。蒂尔喜欢聪明的人，拉夫琴的项目引起了他的兴趣。高中时，蒂尔就是个数学神童，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数学竞赛中获得之一名，因此对于密码学他也算“懂行”。更何况，一个硅谷人是很难拒绝在初创企业身上“下注”的机会的。蒂尔此前就已经在拉夫琴的朋友诺赛克创办的一家公司上投资了10万美元，尽管没有成功。他问拉夫琴：“明天早上你有安排吗？”“没什么计划。”拉夫琴回答。“太好了，我们一起吃早餐怎么样？”他提议。

两人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附近的一家早餐店霍毕餐厅见面。拉夫琴错估了公寓到早餐店的距离，气喘吁吁地跑来，但还是迟到了5分钟。他到的时候蒂尔已经喝了一杯三色奶昔。“来了。”蒂尔开心地说。他又点了一杯奶昔，而拉夫琴点了蛋清早餐。拉夫琴结结巴巴地讲解了他心目中的新公司。利用圆锥曲线公钥密码算法，他可以将掌上先锋（PalmPilot）⁽⁴⁸⁾变成保护商业信息的数字保险箱。而他的公司则会为员工购买加密设备，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公司机密被窃取。蒂尔想了一下，回应道：“嗯，我愿意投资。”他虽然只有30岁，但举止稳重从容。蒂尔最终答应给拉夫琴投资30万美元，这是贝托尔斯海姆给谷歌的投资额的3倍。然后，他告诉拉夫琴可以再找找其他投资人来一同支持他的新公司。

尽管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繁荣的巅峰时期，但对于拉夫琴来说去找其他的投资依然十分困难。拉夫琴虽然拥有无可挑剔的编程技术，但是他的项目在商业前景上其实没那么有说服力。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企业会花钱去加密数据，这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果企业觉得不需要使用数字安全设备怎么办？为了弥补拉夫琴的项目在商业前景上的短板，蒂尔开始参与他的宣讲。尽管还在同时从事对冲基金交易，但他还是每每以拉夫琴公司业务主管的身份出现。与此同时，蒂尔也帮助拉夫琴重新思考他的商业计划。如果一般的企业还没有意识到需要将信息加密，那么那些有明显的安全需求的企业对此会如何呢？于是蒂尔建议拉夫琴放眼支付领域，如果将他的编程技巧应用到这个领域，人们就可以安全地通过电子邮件相互汇款了。

完成这一步转型后，蒂尔和拉夫琴给他们的支付服务起名Paypal，并将公司命名为“康菲尼迪”（Confinity）。他们再次开始融资，但遭到了又一轮冷遇，几乎每家风险投资机构都拒绝了他们。直到1999年中，他们才终于从诺基亚新成立的风险投资部门获得了450万美元的投资。风险投资公司的冷落让蒂尔心怀不满，同时Paypal的迅速扩张也在他脑海中引发了更多关于风险投资实践的疑惑和不解。

如果蒂尔和拉夫琴的项目真的成功落地，那硅谷的历史可能就被改写了。要真是那样，康菲尼迪就能成功地完成IPO，蒂尔和拉夫琴也会成为硅谷名流，和那些风险投资大佬们一笑泯恩仇。但在1999年底，康菲尼迪发现自己多了一个名为X.com的竞争对手，那家公司由一位名叫埃隆·马斯克的企业家创立。在很多方面，这两家公司都很像：他们都有大约50名员工和30万名用户，都在快速发展，也都一度在帕洛阿尔托大学路上的同一栋大楼里办公。但X.com有一个明显的优势：相比于康菲尼迪从硅谷的“边缘玩家”诺基亚那里获得融资，X.com可是被大名鼎鼎的红杉资本选中的。正是由迈克尔·莫里茨主导向X.com投入了2 500万美元，这是康菲尼迪融资金额的5倍还多。不仅如此，莫里茨还招募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哈里斯（Bill Harris）管理公司，进一步巩固了X.com的实力。

很快，康菲尼迪和X.com开始了正面交锋，他们都不惜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提供折扣以吸引客户。但不久双方就都明白过来，他们之间的竞争局面可以说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莫里茨告诉红杉资本的合伙人，两家公司合并是更好的选择。莫里茨打了个比方，双方就像中世纪意大利的那些世仇家族，互相攻伐永无止境。虽然合并意味着红杉资本在合并公司中的股份将缩水，但莫里茨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

蒂尔和拉夫琴在帕洛阿尔托的一家希腊餐厅埃夫维亚（Evvia）见到了埃隆·马斯克和比尔·哈里斯，他们讨论了莫里茨的提议。马斯克全力支持将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但他认为他应该在合并公司里拥有主导性的地位。的确，X.com在银行里有更多的钱，背靠红杉资本这样的大机构确保了它可以在需要的时候筹集更多的资金。虽然相比之下康菲尼迪可能拥有更好的计算机工程师团队，但在任何旷日持久的竞争下，它都无疑将是之一个资金耗尽的公司。

马斯克在晚宴上告诉拉夫琴，如果要进行合并，X.com的股东应该拥有合并公司92%的股份。“好呀，”拉夫琴自言自语道，“那咱们就战场上见。”但蒂尔没有拉夫琴那么暴躁。“我们会考虑一下。”他平静地告诉马斯克和哈里斯。

接下来的几天里，蒂尔开始了一系列的讨价还价。他试图说服马斯克同意将X. com的股东在合并公司中所占的股份从92%降至60%。实际上，他很想以这个 *** 开的比例直接把这场合并谈妥，这样他可以发财、脱身，然后回去做他的对冲基金。不过令蒂尔失望的是，拉夫琴对这一谈判成果并不满意。作为编程团队的负责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认识到，他的贡献至少和对手的一样大，这是个尊严问题。“我绝对不会同意 *** 开的方案的。”拉夫琴坚持道。蒂尔只得同意取消了这笔交易。合作失败了，“血腥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故事至此，莫里茨从幕后走到了台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人一直在硅谷管理着竞争与合作之间的平衡。当时，汤姆·珀金斯以所罗门式的智慧主持解决了凯鹏华盈所投的翁格曼-巴斯和硅编译器之间的争端。20年后，莫里茨也下定了决心，X. com和康菲尼迪要合作，不要争斗。正如他曾对合伙人说的那样，对红杉资本来说，拥有一家“大满贯”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要远好过当一家失败公司的大股东。

2000年2月的一个周末，莫里茨出现在帕洛阿尔托的一个街区，就是X.com和康菲尼迪办公室所在的地方。莫里茨找到拉夫琴，坐在他面前。他身体前倾，两肘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叉撑起下巴。几年后，拉夫琴还清楚地记得，莫里茨没有脱下他那件戏服一样的深色外套，当时他们的脸相距不到一米。莫里茨告诉拉夫琴：“如果你同意这次合并，我保证永远不会出售合并公司的任何一股股票”。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合并后的公司将不断发展壮大。这是典型的风险投资谈判技巧——“画饼”。通常资深的风险投资人会问那些年轻创业者，你想打造一家多年后仍会被人们铭记的大公司，还是你缺乏在浩瀚宇宙中留下印记的心气？

拉夫琴终于被打动了，他放弃了对“ *** 开”合并方案的激烈反对，认同了莫里茨的宏伟愿景。看起来合并的道路现在已经清晰了，“血腥斗争”似乎就要结束了。

大约一天后，拉夫琴见到了马斯克，“ *** 开的比例真是太便宜你了。”马斯克嘲弄他，“你应该知道你们赚大了。这种不平等的合并对你们来说可是一件大好事。”拉夫琴带着苍白的微笑走出了会场，叫上了蒂尔。他说：“这件事取消了，我不干了。这就是 *** 裸的侮辱，我绝对不能忍。”他大步走出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公寓。

哈里斯听说拉夫琴怒气冲冲地走了，立刻走出办公室去寻找拉夫琴。他对股东们倾向于合作而非竞争的意愿特别敏感。拉夫琴躲在他公寓楼的洗衣房里，那里有一些旧洗衣机，是由一家叫作“WEB”的公司制造的。看着这些旧洗衣机，拉夫琴觉得很有趣，他心想：你得投硬币去喂这些疲惫不堪的“野兽”。过了一会，哈里斯找到了拉夫琴，并帮他叠好了衣服，同时劝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哈里斯恳求拉夫琴不要理会马斯克的侮辱，并说自己和X.com的董事会对拉夫琴只有尊敬。更重要的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诚意，X.com准备增加报价，变为两家公司各持股一半。最后，拉夫琴还是咽下了这口恶气。合并进行得很顺利，而马斯克也因其对竞争对手无缘无故的嘲弄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于合并谈判的告成，蒂尔对莫里茨勉强心存一些感激，毕竟是红杉资本推动了合并的实现，并且五五开的最终方案使他赚了更多钱。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抹杀了蒂尔对莫里茨仅存的一点好印象。合并后的公司最终保留了X.com的名称，并很快陷入了一场内斗。在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小 *** 中，蒂尔与莫里茨屡次针锋相对。

之一次的冲突聚焦于谁将管理合并后的公司。莫里茨认为蒂尔虽然是个聪明人，但不适合当管理者。他的想法确实不无道理，毕竟蒂尔是一名对冲基金交易员，他没有管理一家公司并且让其发展壮大的经验。因此，在莫里茨的安排下，哈里斯当选为首席执行官。而在哈里斯被免职后，马斯克又当选为继任者。蒂尔仍然是大股东，并继续担任轮职董事长，不过辞去了X.com财务副总裁的职务。

几个月后，也就是2000年9月，马斯克去了澳大利亚度蜜月。他的高级助手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康菲尼迪，趁着这一时间，他们终于有了“起义”的机会。马斯克采取了错误的方针管理合并后的公司，坚持要求改写拉夫琴的代码，但却未能成功应对和打击困扰Paypal的欺诈行为。因此，X.com的副总裁出现在红杉资本的办公室，威胁说如果马斯克不被罢免，他们将集体辞职，这与罢免桑迪·勒纳的思科“起义”如出一辙。

“这是政变！”莫里茨自言自语道。他对思科的事记忆犹新，知道它的传奇是如何落幕的——没有哪位投资人能保护失去团队支持的首席执行官。“我们之前就已经见过类似的例子了。”他默默地告诉自己。莫里茨明白马斯克必须离开，但他还没打算接受“叛军”的第二个要求：由蒂尔来接管公司。与莫里茨所怀疑的恰恰相反，蒂尔显然早已赢得了民心，他比外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莫里茨没有心情做出回应，他当时正在力争让谷歌从外部招募新的首席执行官。他可不喜欢被傲慢的年轻经理摆布，因为他坚信风险投资人有权利（事实上也有责任）监督初创企业的管理以及选择高管，这是原则性问题。此外，红杉资本的表现也受到了科技股暴跌的影响。因此，即使X.com的副总裁们对蒂尔抱有信心，莫里茨也并不想把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好项目之一委托给一名同时还做对冲基金的“非典型”管理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X.com董事会的6名成员，包括3名创始人和3名投资人，召开了一次有争议的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蒂尔和拉夫琴是从蒂尔的对冲基金 *** 拨入会议的，拉夫琴在那里把传真机改装成了扬声器。两人预期可以得到另一名董事约翰·马洛伊（John Malloy）的支持，因为马洛伊是诺基亚的代表，而诺基亚正是最早支持他们的公司的。当然，他们也知道没有希望赢过莫里茨或马斯克。最终，会谈的结果实质上就取决于第6名董事会成员了，他是后面一轮风险投资的投资人蒂姆·赫德（Tim Hurd）。

这位投资人最后选择了蒂尔，因此董事会同意以蒂尔取代马斯克担任首席执行官，但莫里茨依然“从中作梗”，首席执行官的任命被认定是临时性的，董事会雇用了猎头以寻找能长期替代蒂尔的外部首席执行官。尽管猎头最终没有找到替代者，蒂尔因此成功保住了更高职位，但他对莫里茨的怨恨又加剧了。蒂尔真诚地面对着莫里茨，但莫里茨却充满心机，像拿着一把军刀挥砍一样不断地伤害他。“蒂尔感到自己被莫里茨虐待了，而且是出于非常强烈的私人恩怨。”蒂尔的一位盟友回忆道。

5个月后，也就是2001年2月，矛盾进一步加深了。尽管科技股市场遭受了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比前一年的峰值下跌了约一半，但X.com还是成功地筹集了9 000万美元的D轮融资。蒂尔认为当时经济疲软，市场将进一步下滑，因此建议X.com将部分新筹集的资金委托给他的对冲基金管理，以图后效。通过看跌纳斯达克的股价，对冲基金将在市场下跌时获得回报，从而实现风险对冲，确保X.com免受市场长期低迷的影响，毕竟这可能会影响公司未来融资的能力。但是，尽管蒂尔对市场方向的判断是正确的，为X.com对冲风险的想法也很有道理，可他的提案毕竟有点自我交易的味道，因为那实际上是在利用自己在一家公司的职位来扩大自己另一家公司的资本池。莫里茨抓住机会批评了蒂尔对公司治理的无知，他居高临下的嘲弄深深刺痛了蒂尔。一名董事会成员回忆道：“那可是一场大戏。”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这段充满争吵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莫里茨和蒂尔在是否将公司卖给eBay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冲突，后者曾一度出价3亿美元收购该公司。一方面，对莫里茨来说，雅虎的教训记忆犹新，所以他反对过早回收收益。在他看来，电子邮件支付这样神奇的产品最终有更高的价值。而蒂尔却从未摆脱交易员的心态，只要价格够高他就会想要卖出。“他是做对冲基金的，这帮人随时都想套现离场。”莫里茨说。

有一次，莫里茨找到了拉夫琴，试图像当初合并两家公司时那样，再次说服他，让他不要卖掉公司。毕竟Paypal做得越来越好，拉夫琴有什么理由要卖掉它呢？如果真卖了，他又如何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呢？“麦克斯，如果公司卖了，你还会去做什么？”莫里茨问他。“我会再创办另一家公司，就和Paypal类似。”拉夫琴回答。“麦克斯，”凭借着自己业内15年的经验，莫里茨反驳道，“你不知道这样的好机会有多难得。即使你活到150岁，你也不会再碰到像Paypal这样有无限增长潜力的创业机会了。”在这一点上，拉夫琴选择站在了莫里茨这边，3亿美元的报价被拒绝了。之后，公司以Paypal的名义上市。但在2002年7月，eBay再次出价收购该公司，这次的报价是15亿美元。莫里茨的“放长线原则”使拉夫琴的财富增加了大约5倍，蒂尔的财富也是如此。

回顾这些事件，很难说莫里茨做错了什么。他在普莱克索解雇了肖恩·帕克，但那个决定得到了普莱克索联合创始人的支持，因为那样做符合公司利益至上的方针；他曾多次与蒂尔发生冲突，但至少在最初，他有理由怀疑蒂尔不是一个有天赋的创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有理由否定蒂尔和自己的对冲基金自我交易的想法，也有理由拒绝eBay早期对Paypal的低报价；同时，莫里茨也在康菲尼迪和X.com的合并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他的努力，Paypal可能会一事无成。10年后，当蒂尔回忆起他在硅谷学到的创业经验时，他认为避免过度竞争确实是一个关键。“所有失败的公司都是一样的，”他回忆道，“他们没能逃脱竞争的陷阱。”

然而现实是，莫里茨的一系列做法让他和帕克、蒂尔疏远了，而扎克伯格的睡衣秀毫无疑问就是这样做的代价。Facebook是当时最热门的创业公司，但其董事会由莫里茨的两个敌人和扎克伯格组成，这让红杉资本没有机会投资Facebook。此外，红杉资本所受的惩罚有可能不止这一笔交易，因为年轻人反抗的范围实际上更广。在睡衣恶作剧发生后的几个月内，有两家新兴的风险投资公司首次亮相，并且都在挑战传统的风险投资业务。两家公司中，之一家是由蒂尔发起的，它的成立过程与康菲尼迪如出一辙。就像蒂尔在机缘巧合下认识了拉夫琴，然后进行了投资并担任首席执行官一样，他也以这样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创办了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

2002年eBay收购Paypal时，蒂尔通过谈判与eBay达成了秘密条款，后者允许他离开公司。当时，收购的公开条件要求Paypal管理团队中的其他人留在岗位上，但蒂尔突然撤了出来，并套现了5 500万美元。时年33岁的他离开了帕洛阿尔托，来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资助了一家奢华的夜总会，并买了一辆银色法拉利。他重新启动了自己的对冲基金，并称之为“克莱瑞姆资本”（Clarium Capital）。他用1 000万美元作为本金进行投资，意图通过全球石油短缺推高能源价格的机会赚钱。与此同时，他依靠在斯坦福大学和Paypal积攒下的人脉，策划了一系列项目。2004年，他聘请了一名Paypal工程师来开发与国家智能化相关的软件，并请了一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朋友来领导大数据公司帕兰提尔（Palantir）。恰好另一位斯坦福校友里德·霍夫曼也曾在Paypal工作，这让蒂尔在投资Facebook的同时，还向其竞争对手——霍夫曼的初创企业领英投入了资金。上述这些举措中的任意一项都足以让蒂尔的财富倍增。在鼎盛时期，蒂尔的对冲基金管理着约70亿美元的资产，尽管该基金后来遭受了损失，并出现了一波投资人赎回潮。后来领英和帕兰提尔的估值均超过了200亿美元，而Facebook的价值增长到了数千亿美元。但是在获得了如此巨大成功之后，蒂尔才后知后觉地与另一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同为Paypal前员工的肯·霍威利（Ken Howeny）讨论成立一家风险投资企业的问题。

不干涉、高风险、极度反传统，蒂尔效应愈演愈烈

蒂尔的新基金成立于2005年，名为创始人基金（Founders Fund）。这个名字标志着一种精神：创建Paypal这样公司的创始人将始终支持下一代创业者，他们承诺将以自己希望得到的尊重对待新一代创始人。麦克斯·拉夫琴的老朋友、又一位Paypal前员工卢克·诺赛克是创始人基金的创始合伙人，很快，肖恩·帕克也加入了他们。帕克断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是创业者，我们天生就更关心如何帮助新的创业者成为成功的领导者，而不只是变得更有钱。”

自然而然，考虑到蒂尔和帕克与莫里茨之间的争执，创始人基金明确排除了引入外部首席执行官的奎茂模式，他们认为创业者应该控制自己的公司。谷歌开创了这条道路，将埃里克·施密特视为三巨头中的一员，而不是直接的老板。Facebook则走得更远，在公司内部树立了扎克伯格的绝对权威。现在，创始人基金开始将这种“君主专制式的模式”推广到它支持的每一家初创企业。蒂尔觉得，所有伟大的初创企业都有“君主专制的一面”，正如他的一位副手所说：“蒂尔创建创始人基金奉行的就是君主专制，而绝非自由民主。”

对创始人基金的一些合伙人来说，激励创业者是一项道德义务。提出创始人基金名称的诺赛克在Paypal任职期间就对莫里茨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为传统的风险投资人“令人厌恶”。“这些人会毁掉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发明家的作品。”他愤怒地宣称。对于其他创始人基金的合伙人来说，品牌因素将成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风险投资行业的新来者必须与老牌巨头区别开来，这是霍威利在未能从美国机构投资人那里为创始人基金筹集到资金时，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事实。但从蒂尔本人的角度来看，支持“企业的君主制”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点，体现了他们对于风险资本深刻而清晰的认知。

蒂尔是之一位明确谈论指数法则的风险投资人。自阿瑟·洛克起，投资人们已经非常清楚少数的赢家将主导整个投资组织的表现。而蒂尔则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实际上属于一个广泛的现象。他引用“帕累托法则之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的话说，在自然和社会世界中，不对称、不相等的现象很常见。在帕累托所处的20世纪初，在意大利20%的人拥有80%的土地，帕累托花园里20%的豆荚产出了占总产量80%的豌豆。与之类似，更具破坏性的地震的威力是所有较小地震总和的数倍，大城市也使所有小城镇相形见绌。因此，单次风险投资押注就能主导整个投资组合，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更是自然法则。事实上，这是风险投资人必须遵守的铁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家初创企业如果在一个有价值的补缺市场⁽⁴⁹⁾形成了垄断，那将比数以百万计的没有细分市场差别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获得更多的价值。

蒂尔有条不紊地思考着这一规律的深刻含义。过去的风险投资人曾将其业务的“本垒打”视为一种正常的风险回报模式，也就是说他们的有限合伙人应该允许他们有很多失败的投资案例，因为一只基金只需一到两次大的成功就可以产生正的净利润，即能覆盖失败案例带来的损失。但蒂尔在指数法则中看到了另外的一点，他一反传统地主张风险投资人应该停止指导创始人。从阿瑟·洛克开始，风险投资人一直以指导初创企业为荣，尤其对于像基准资本这样的公司，投后管理简直是其立身之本。200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投后管理在风险投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一家名为莫尔达维多创投（Mohr Davidow）的风险投资机构雇用了5名运营合伙人 *** 对被 *** 司提供管理咨询；又如波士顿的查尔斯河风险投资也雇用了至少12名员工，帮助初创企业处理管理层雇用、设备租赁、法务处理等工作。哈佛商学院的保罗·冈珀斯（Paul Gompers）将这些发展描述为一种进步，即“这是风险投资从艺术化到商业化的演变”。

但在蒂尔看来，这种变化是被误导的。根据“二八定律”，真正重要的公司都是极其特殊的。在硅谷的任何一个年份中，真正值得支持的企业其实都屈指可数。⁽⁵⁰⁾而这些杰出初创企业的创始人一定非常有能力，来自风险投资人的那一点指导几乎不会改变他们的业绩。“我们投资组合中最强大的公司往往是我们接触最少的。”创始人基金的一位合伙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提供明智的建议可能确实能满足投资人的成就感，但是，风险投资的艺术真谛只是寻找璞玉，而非将其雕琢成器。

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更能说服人，蒂尔继续展开论述。他认为即便风险投资人的指导真的发挥了什么作用，那也是负面的。当风险投资人将他们的方式强加给创始人时，其实是在赌，赌那些已经被证明过行之有效的“经验”一定能够胜过新的实践方式。他们总是在对比阿克塞尔和凯鹏华盈的那些旧案例，实际上是在说旧的经验一定比新的点子要好。但是，如果按照二八定律，只有少数真正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初创企业才会成功，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乃至打压每家创业公司鲜活的个性。相反，风险资本应该接受那些叛逆、独特和个性的创始人，越古怪越好。甚至可以说，创始人如果不够古怪，那么他们创造出的企业就会流于平庸。那些“正常”的创始人会想出一个明智的计划，但是他们能想到的别人也能想到。也因此，这些“正常人”会永远处于一个拥挤的、竞争激烈的红海市场，赚不了大钱。

蒂尔继续说，更优秀的创业者往往是自大、反人类或近乎疯狂的，这绝非偶然。早期Paypal的6名雇员中有4人在高中时都制造过轰动事件。埃隆·马斯克把首次创业所得的一半收入都用来买了一辆赛车；当他出车祸时，他所能做的就是向坐在副驾驶的蒂尔笑称自己没给车投保。蒂尔认为这种极端和偏执实际上是好兆头。风险投资公司应该容忍和接受被 *** 司的创始人屡屡出格犯错，他们应该引导他们、多给他们些机会，而不是指导他们如何墨守成规。创始人基金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就因拒绝投资优步而犯下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该公司的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也因此疏远了霍威利和诺赛克。后来当优步成了一家“大满贯”公司之后，蒂尔在书中指出：“我们应该对那些看似奇怪或极端的创始人有更大的容忍态度。”诺赛克则痛心疾首地承认：“或许我们需要多给这些 *** 几次机会。”

除了会压制天才的创想以外，蒂尔还认为，风险投资人们的指导会产生机会成本。从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花数天时间指导被 *** 司的创业者，就不会有同样的时间来寻求其他的投资机会了。卢克·诺赛克就一度卷入一家名为“动力装置”（Powerset）的公司的泥潭之中无法抽身：当时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已离职，而该公司正不顾一切地向收购方出售自己。由于他专注于动力装置公司的事情，也就因而未能再发现其他公司（包括Facebook和Twitter）的投资机会。“我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后赚了大约10万美元，”诺斯克回忆道，“当时我太忙了，一直没空和其他创业者见面。”

表面上看，蒂尔总是态度严肃，做事比较呆板，给人的印象是，他就像一位遗世而独立的空想哲学家，而对现实的混乱不屑一顾。他喜欢做一些离奇的事，例如投资“海上家园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在 *** 管控之外的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以及资助致力于研究如何延缓衰老的项目。但与乔治·索罗斯一样，蒂尔有勇气将其哲学理念与投资实践联系起来。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学生，索罗斯接受了一种观念，即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会妨碍人们理解事实。相应地，索罗斯积极地针对人类不完善的认知所产生的自我强化的繁荣和衰退进行投机。同样地，在理解了二八定律的含义后，蒂尔下定决心，无论创始人的行为有多离经叛道，创始人基金都不会将他们逐出创业公司。即使多年后，该公司依然忠实地坚持这一原则。事实上，创始人基金从来没有在董事会的投票中和创始人唱过反调，甚至逐渐都不要求占据董事会席位了。这是对唐·瓦伦丁和汤姆·珀金斯所建立的实践传统的大胆“反叛”。

蒂尔总是这么特立独行，就连在招募自己的合伙人上也不例外。他与卢克·诺赛克的之一次对话话题便围绕着诺赛克希望在死后被冰冻，以期在未来医学发达到能让其复活而展开。这并没有阻止蒂尔欢迎诺赛克加入他的合伙人团队。同样，肖恩·帕克也曾因违反法律而陷入麻烦，还和莫里茨这样的大佬有过节，然而尽管如此，蒂尔还是邀请了他。为了消除思维的同质化，创始人基金打破了每个星期一开合伙人会议的行业惯例，用激进的权力下放模式取代了风险投资业传统的集体责任模式。创始人基金的投资人都独立寻找交易，甚至一些小的投资都不用互相商量，当然更大的投资则需要协商。一般来说，投资越大，就越需要更多的合伙人同意；但即使是更大的投资也不需要多数人投票赞成。一位合伙人总结道：“通常只需要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需要做这件事’，就会被允许投资。”

和索罗斯一样，蒂尔坚信，自己有理由采取激进的冒险行动。索罗斯的长期合作伙伴和被其称作“另一个自我”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观察到，能够适时地进行巨额投资是索罗斯被称为天才的原因。索罗斯对市场方向的判断并不比其他交易员更准确。使他与众不同的是，在形成一种真正强烈的信念时，他会勇敢地付诸行动。与索罗斯类似，蒂尔有勇气在正确的时刻、按照他对二八定律的理解进行巨额投资。因为只有少数初创企业会呈指数级增长，所以没有必要对看似稳妥的机会感到兴奋。在风险投资中，中位数投资总被看作失败。但当他遇到一个潜在的“大满贯”公司时，蒂尔则时刻准备把筹码堆到桌子上。1998年，他给麦克斯·拉夫琴的30万美元投资是安迪·贝托尔斯海姆对布林和佩奇投资额的3倍。尽管当时贝托尔斯海姆有更多的资金可投，但他并没有这么做。2004年，蒂尔对Facebook的天使投资总额是霍夫曼和平卡斯投资总额的13倍。其他投资人总是希望通过分散投资来管理风险，他们没有那种集中投资钓大鱼的胃口。但在一个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蒂尔确信，拥有一小部分巨额、高潜质的投资比拥有一大堆三心二意的投资有更大的概率取得成功。

蒂尔喜欢讲关于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的故事，这是一家初创的风险投资公司，我们将在后面听到更多与之相关的故事。2010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在社交 *** 应用Instagram（图享）上投资了25万美元。从某些指标来看，这是一次惊人的“本垒打”：两年后，Facebook以10亿美元收购Instagram，安德森的投资回报是其投资金额的312倍，净赚7 800万美元。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是一场灾难。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用以投资Instagram的这只基金的总募资额共15亿美元，而该公司仅用其中25万美元投资Instagram，产生了7 800万美元的收益，但是其余投资的收益可能远远不如Instagram，只有当该基金的全部投资收益达到15亿美元，也就是约19个7 800万美元时，整只基金才能达到盈亏平衡，否则Instagram再成功，该基金也可能会亏损。支持一家成功的公司对一个投资人来说是件好事，但残酷的事实是Instagram只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一个被浪费的机会。相比之下，当2007年创始人基金对Facebook的后续投资机会感到兴奋时，诺赛克选择了全力以赴。他打 *** 给创始人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说服他们向一个只含有Facebook一家公司的特殊目的实体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投入额外资金。最后他甚至把父母的全部退休金都投资于该公司。

随着时间的推移，蒂尔甚至开始了另一个维度的冒险。除了投大项目，他还选择去支持越来越大胆的项目。在成立自己的风险投资基金几年后，他就打算投资那些“风险更高、更具创新性、真正有潜力改变世界的公司”。他不会把自己的投资选择局限于时下流行的软件领域，而是会着眼于那些不太明显、可能更重要、更有利可图、像“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重大却极度困难的项目。直到2008年，他偶然发现了一个机会。

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时，蒂尔遇到了Paypal的老对手埃隆·马斯克。考虑到蒂尔的盟友已将马斯克赶出Paypal，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但后来马斯克从这一事件中振作起来，他将他在Paypal的收益投资于两家新成立的公司：生产电动汽车的特斯拉公司，以及自诩有雄心大幅削减太空运输成本，从而使开拓火星成为可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而现在，就在婚礼上，马斯克告诉蒂尔，他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欢迎其投资。“当然，”蒂尔说，“我们言归于好吧。”

蒂尔给他的合伙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建议投资相对适当的500万美元。肖恩·帕克对此不屑一顾，因为太空旅行对他来说太遥远了。但诺赛克的反应则正好相反。如果说创始人基金是要放眼于像“登月计划”那样重大却极度困难的项目，那么“火星计划”显然是不可抗拒的。

诺赛克开始对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大家都不清楚他们的技术研发是否会成功，”霍威利回忆道，“因为迄今为止每一枚实验中的火箭都爆炸了。”当诺赛克进行调查时，另一位潜在的该公司支持者退出了，此外还有一位支持者不小心把邮件抄送给了创始人基金，称蒂尔和他的合伙人已经失去理智。但诺斯克还是决心相信公司：首先，太空旅行是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进展的技术之一，但后续发展趋于平缓，比如在2000年向太空发射一千克质量物体的成本竟然与1970年相同。他们设想，也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可以利用科学进步来开启这个领域？其次，公司实验中的火箭虽然爆炸了，但工程师们明白爆炸的原因。而如果你能从中吸取教训，那么失败就反而是一种额外的收获。最后，马斯克本人就是典型的傲慢的天才。如果创始人基金相信自己的理论，那么马斯克嘲笑自己撞毁了未投保赛车的事实就应该足以让他们支持他。

2008年7月，就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第三次尝试发射火箭失败后，诺赛克说服蒂尔将2 000万美元全部押在马斯克身上，以换取公司约4%的股权。10年后，公司的估值达到了260亿美元。凭借这些高风险的赌注，创始人基金将自己打造成了更佳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这证明了其在风险投资中采取的不干涉、高风险、极度反传统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同样也给传统的风险投资行业敲响了警钟。这场由谷歌发起、由扎克伯格的睡衣恶作剧推向 *** 的硅谷年轻人“起义”，现在正被蒂尔及其基金会逐渐系统化、制度化。“蒂尔效应”还在愈演愈烈，几乎同时，另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正由另一位对风险投资人的狂热批评者发起。

开辟风险投资空白地带

第二位风险投资新贵就是黑客兼博客作者保罗·格雷厄姆，“糟糕的风险投资”理论提出者。和蒂尔一样，格雷厄姆坚信风险投资人的所作所为就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不过他要比蒂尔更晚才开始纠正这些“错误”。

2005年3月，睡衣恶作剧发生几个月后，格雷厄姆出现在哈佛大学校园的305爱默生厅，向大学计算机学会发表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如何创业”。礼堂里挤满了人，大约有100名学生读过格雷厄姆的关于编程和思考生活的文章，并希望像他一样成功创业。当格雷厄姆在演讲期间整理自己记录在发黄纸张之上的笔记时，全场鸦雀无声。

格雷厄姆接着阐述了他最喜欢的观点，即任何有好主意的黑客都有资格创业，并且都不应该屈从于那些投资人。创业者只需要少量现金来支付租金和杂费。格雷厄姆补充说，理想情况下，这笔资金应该来自一位有创业经验的天使投资人，一位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咨询帮助的志同道合的人。

讲到这里，格雷厄姆突然有一种被火热的目光刺痛的感觉，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他看，仿佛在说：“这样的人不就是你！”他后来回忆道：“我有一种可怕的幻觉，好像他们全都想把商业计划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格雷厄姆对可能伴随投资业务而来的法律和事务性工作感到不寒而栗，他立刻打断了听众。“不是我，不是。”他坚持说。他陶醉于那些年轻计算机科学家仰慕的目光，但他没有成为风险投资人的计划。“那时大约有100个技术迷的失望的哀叹声在房间里回荡。”观众中的一名学生后来写道。

演讲结束时，格雷厄姆周围都是仰慕者。两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听他演讲。其中一个戴着椭圆形眼镜的瘦小的金发年轻人想要格雷厄姆的亲笔签名，但似乎因太过敬畏而说不出话来。另一个是个子瘦瘦高高的年轻人，他拿出了格雷厄姆写的关于Lisp语言的一本书，想要他的签名。格雷厄姆笑了，这不是他之一次被请求在自己的编程书上签名。但高个子青年还有一个要求：他和他的朋友想和格雷厄姆博士喝杯饮料，谈谈他们的创业想法。格雷厄姆受宠若惊，一时忘记了自己在讲台上时的决心，同意当晚见面。“我想既然你从弗吉尼亚远道而来，我不能说不。”他说。

当晚，格雷厄姆身穿宽松的马球衫和卡其色短裤，来晚了一点儿。几人在一个叫阿尔及尔的咖啡馆找到了一张桌子，当鹰嘴豆泥上菜的时候，高个青年开始说话了。他是亚历克西斯·奥海涅（Alexis Ohanian）⁽⁵¹⁾，他的朋友是史蒂夫·哈夫曼（Steve Huffman）。他们的创业项目可以改变餐馆的工作方式，他们将编写一个程序，允许人们通过短信订购食物。

奥海涅讲了大概5分钟，格雷厄姆就抓住了这个小项目中的大创意。他打断了奥海涅的阐述，惊呼道：“这简直把生意做绝了！以后吃饭再也不用排队了！”突然之间，格雷厄姆将餐厅订单与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联系起来，并鼓励这两个学生着眼于更大的格局。分享自己拥有的知识令他异常激动。

4天后，格雷厄姆和女友杰西卡·利文斯顿（Jessica Livingston）在哈佛广场吃过晚饭后步行回家。虽然快到春天了，剑桥的气温却还在零度上下徘徊。二人边走边聊，利文斯顿告诉格雷厄姆自己申请了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营销职位，正在等待回复。就格雷厄姆而言，他刚刚从阿尔及尔咖啡馆的“奇遇”中走出来，并感受到了天使投资的吸引力。尽管他仍然对成为风险投资人持保留态度，但能从中得到指导年轻创业者的机会，这一点还是很吸引他的。“我一直认为，创业者们的确需要天使投资的支持。”他后来回忆道，“如果没有人对他们进行投资，他们又怎么能开始做一家公司呢，对吗？”

当这对情侣沿着斑驳的砖砌人行道行走时，一个想法在格雷厄姆心中坚定了下来。他要和女友一起创办一家小型天使投资公司。杰西卡·利文斯顿可以在那里工作，而不是继续争取永远不给答复的风险投资基金的工作机会。她可以承担格雷厄姆不感兴趣的行政和法律事务，格雷厄姆则会利用自己作为创始人的经验来挑选下一代的赢家，他们简直是天作之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两人想出了一个新的形式——种子投资，这将填补格雷厄姆在主流风险投资中看到的空白地带。以往创业者需要风险投资人在提供资金的同时进行全方位的指导，不同于此，新一代软件行业的创业者只需要足够的现金置办办公用品，外加投资人偶尔的指导和友情上的关心以缓解编程时的孤独感。“格雷厄姆-利文斯顿”计划也将比天使投资人的分散的“冲动投资”更具有系统性，因为他们有办公室、员工以及标准化的程序。格雷厄姆自己出资10万美元，他之前在软件公司Viaweb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承诺每人投资5万美元。然后，他在博客上以大红色的标题“夏季创业者项目”直接宣布了这一计划。

格雷厄姆称该项目是对传统大学暑期实习的实验性替代项目。参与者每人将获得6 000美元的投资以维持其项目三个月的运营，格雷厄姆强调说，这笔资金并非暑期实习工作的酬劳，而是一笔投资。此外参与者还将得到实际的指导和情感上的支持。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顿的公司YC将时时关注参与者的初创企业，帮他们开设公司银行账户，并就专利申请等提供咨询服务。格雷厄姆和他的几个聪明的朋友会就初创企业的业务提供反馈，每星期会有一次晚宴，以便参与该暑期项目的学生互相熟悉、了解。作为回报，YC将持有其支持的每家微型企业的6%的股权。

起初，格雷厄姆认为这个暑期项目是暂时性的。YC会同时投资几个团队，以便了解哪些有效，哪些无效，但很快他意识到这种 *** 投资的效率非常高。作为一个团体，成员们可以互相支持，减轻自己和利文斯顿的负担。YC可以一次性地帮助整个初创企业群体，例如邀请一位演讲者共进晚餐，让所有的学生都来听讲；也可以组织一个路演日，让所有创始人向后续投资人进行推介。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以这种方式来进行天使投资。⁽⁵²⁾

2005年4月，格雷厄姆、利文斯顿和Viaweb的两位联合创始人在他们最近收购的一家糖果店里召开会议。那里有5个天窗、明亮的白色墙壁和斑驳的20世纪中期家具，前门被漆成了柿红色。格雷厄姆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面试，他们从227份申请中挑选合适的团队，并将其分成了20个小组。在一系列45分钟的面试中，申请团队要进行答辩，而Viaweb的联合创始人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则在面试中“扮黑脸”。格雷厄姆在白板上画了一幅莫里斯的漫画，漫画中的莫里斯眉头紧皱、下唇突出。“这项目没戏！”附带的标题写道。然而，里面有的项目其实很“有戏”。有一个来自斯坦福大学的19岁男孩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他看起来有着超乎自身年龄的智慧，后来还接替格雷厄姆担任了YC的精神领袖。还有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哈夫曼和奥海涅，他们后来放弃了短信订餐项目，转而选择创立了一个名为“红迪网”（Reddit）的新闻网站项目，后者成了YC之一个盈利的项目。最终，总共有8支团队成功入围，YC的录取率为3.5%，与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录取率相当。

在有了足够的钱支付房租和购买比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被选中的创始人便开始了疯狂的工作，他们复制了格雷厄姆在创建Viaweb时所采用的连轴转的工作方式。每个星期二晚上，大家会稍微放松一下。格雷厄姆会亲自下厨，而“暑期学校”的学生们则四处闲逛，比较各自项目的进展，有时喝点柠檬水和薄荷冰茶，这是利文斯顿的特制饮料。尔后，他们会坐在天窗下长桌两侧的长凳上，聆听格雷厄姆邀请的外部演讲者的演说。演讲者会夸大格雷厄姆提出的观点，这是常事。一位访客播放了一张幻灯片，上面的讨论之题是：“风险投资：撒旦的无情特使，还是笨拙的 *** 犯？”

几年后，当YC在帕洛阿尔托扎根时，格雷厄姆邀请了马克·扎克伯格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活动上发言。这位演讲老手站起来，表达了新生代的共同信念：“年轻人就是更聪明。”

继孙正义的成长型投资、贝托尔斯海姆类型的天使投资和彼得·蒂尔的“甩手掌柜”模式之后，YC代表了对传统风险投资的又一个挑战。格雷厄姆在对风险投资现有机构的缺点总结分析后，提出了小额投资的理论，即大额投资对有风险的软件类初创企业有害。他提出了 *** 投资的想法，并发明了一种简单、不唐突的方式，将计算机科学家变成创业者。格雷厄姆的新投资体系与传统的风险投资不同，在他看来，自己不仅仅是在会见创业者，利用他们的才华，而是在招募年轻的程序员，创造创业精神。

格雷厄姆用编程术语描述了他的“炼金术”：它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黑客攻击”。就像一个黑客在一段代码中看到了一扇灵感迸发的“后门”一样，他研究了人类社会，并意识到只要稍加调整，它就可以更高效地运行。2006年，他在YC成立一年后写道：“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可以创业却没有创业的聪明人。只要在合适的地方施加相对较小的力量，就能让世界上涌现出一批新的创业公司。”这批新的创业公司的出现，不仅会创造额外的财富，还标志着年轻黑客在未来选择上将有更充分的自由。格雷厄姆写道：“1986年我大学毕业时，基本上只有两个选择：找份工作或读研究生。现在出现了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创办自己的公司。而这种从两条路到三条路的转变，是那种每隔几代人才会发生一次的重大社会性转变。很难预测它会有多大意义，也许就像工业革命一样重要？”

当然，这种让黑客更加自由的想法并不完全是新奇的。相反，它实际上扩大了风险投资的最初意义。阿瑟·洛克解放了那些在等级制企业中只能束手束脚的人才，而种子投资则让年轻人在加入任何企业之前就可以解放自己。他把这一理念提炼成几句激动人心的话：要为自己工作，抓住自己想法的价值；与其爬梯子，不如自己造一个梯子出来。格雷厄姆欢呼道：“20世纪中期单一的、等级森严的‘巨无霸’公司正在被一群小公司所取代。”而且，这样的创新前沿已经被安娜莉·萨克斯尼安认知到了。除了这些，正如格雷厄姆所意识到的，软件业的崛起意味着小型公司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初创企业 *** 将独立于传统的公司和市场之间，构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种组织形式。而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工业革命级别的变化。

格雷厄姆广阔的视野推动着他的投资模式不断发展。在之一次的夏季创业者项目取得成功后，格雷厄姆和利文斯顿将他们的种子投资模式带到了西海岸。他们增加了接收的团队数量，并进行了新的尝试：他们花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学生创业，为非营利性组织提供创业援助，在斯坦福大学召开会议，等等。随着夏季创业者项目的推广，数十名模仿者涌现出来，他们有时会对格雷厄姆的投资模式进行巧妙的调整。2006年，一个名为“科技之星”（Techstars）的竞争对手公司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成立了，几年后它的业务范围就扩展到了波士顿、西雅图和纽约。第二年，奉行格雷厄姆理念的欧洲公司种子营（Seedcamp）在伦敦成立。2018年，YC的“毕业生”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s）以YC合伙人的身份回国，推出了一款名为“先驱者”（Pioneer）的在线创业加速器平台，旨在向远离任何科技中心的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推广YC模式。与此同时，一家名为Entrepreneur First（创业者为先）的公司创立，他们招募程序员，以YC的项目模式组织并鼓励这些程序员合伙创业，旨在帮助创业者克服难以找到志同道合伙伴的障碍。很快，由爱丽丝·本廷克（Alice Bentinck）和马特·克利福德（Matt Clifford）这两位魅力十足的年轻英国人所领导的Entrepreneur First在伦敦、柏林、巴黎、新加坡市、香港和班加罗尔都开始生根发芽。

总的来说，以YC为代表的更大范围内的硅谷年轻人起义，都标志着风险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个最初由一般投资人组成，后来由阿克塞尔风格的专家们所组成的行业，现在其行业成员正在分为种子投资人、早期投资人和成长型投资人。与此同时，风险投资人们正在学习“听创始人的”。风险投资人们越来越走向洛克式的自由主义风格，而非瓦伦丁和珀金斯式言传身教的家长式风格。但这样的新想法、新转变其实是有其局限性的，彼得·蒂尔的以帕累托法则为源泉的理论可能被捧得太高了。从基因泰克到思科，已经有很多案例表明，正是风险投资的主动管理推动了被 *** 司的成功。同样，保罗·格雷厄姆在谈到小型软件公司的投资时，对专横、大手大脚的风险投资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小型公司管理简单，且所需资金很少。但规模扩大之后，公司仍然会需要指导和更多的资金。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下面这条警告变得尤为重要：一些硅谷的公司会发展得更大，它们将耗资数十亿美元，为数千万消费者服务，这使他们经常需要严格的投资人监督。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多亏了年轻人“起义”所带来的投资文化的转变，事情才未必总是这样发展。

风险投资箴言

·　只有少数真正具有原创性和革命性的初创公司才会成功，那么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忽视乃至打压每家创业公司鲜活的个性。

·　风险投资的艺术真谛只是寻找璞玉，而非将其雕琢成器。

·　风险资本应该接受那些叛逆、独特和个性的创始人，越古怪越好。

·　在一个由指数法则统治的领域，拥有一小部分巨额、高潜质的投资比拥有一大堆三心二意的投资有更大的概率取得成功。

·　阿瑟·洛克解放了那些在等级制企业中只能束手束脚的人才，而种子投资则让年轻人在加入任何企业之前就解放自己。

·　风险投资人们正在学习“听创始人的”。风险投资人们越来越走向洛克式的自由主义风格，而非瓦伦丁和珀金斯式言传身教的家长式风格。

The Power Law

埃隆·马斯克正在颠覆哪些行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钛媒体注：本文来自于公众号硅谷密探（guigudiyixian），原文为CB Insights近日发布的文章，由硅谷洞察研究院译者梧桐编译，钛媒体经授权发布。

作为特斯拉和SpaceX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计划把火星开拓成殖民地，并认为人工智能（AI）可能会将人类变成宠物。但除了炒作以及社交媒体上沸沸扬扬的新闻之外，马斯克的公司实际上正在颠覆几乎每个行业。

他的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能想到的行业和全球问题，他想要实现的愿景比传统企业家更为宏大广阔，马斯克已经成为未来的代名词。

CB Insights近日发布文章，深度分析马斯克正在颠覆或重构的行业。他的思路、策略，以及在颠覆传统行业的路途上遭遇的荆棘。今天，硅谷洞察研究院节选了当中的几个重要行业，编译并呈现这位“神人”的伟大征途。

能源

首先是太阳城（SolarCity）。太阳城是2000年初“太阳能淘金热” 时期马斯克使太阳能成为主流的之一次尝试。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这个项目失败了，但了解它的轨迹对于了解马斯克打算如何进入可再生能源行业仍然很重要。

马斯克最初在2004年向他的堂兄弟Peter和Lyndon Rive提出了太阳城公司的概念。2004年有大量证据表明，其他形式能源的生产非常脆弱。自20世纪90年代末，煤炭的生产一直很稳定，核能发电也是如此。虽然有些人预测2000年初将迎来“核能复兴”，但时至2004年也没有到来。

自2000年以来，核能发电一直保持的相当稳定，尽管增长几乎停止了

2004年起，美国大部分核能和燃煤发电机开始进入生命周期的尾声。他们急需进行昂贵的升级改造或者维护，或者改造成可使用其他能源的发电机。

同时，太阳能作为一种替代能源看来相当具有吸引力。最近几十年，太阳能的价格从1977年的每瓦76.67美元一直降到2004年的每瓦几美元，屋顶安装太阳能面板的价格也一直持续下降。

2013年，太阳城成为美国住宅建筑太阳能系统的主要安装服务商。但它的关键创新主要不在技术，而在经济层面。传统屋顶太阳能系统的安装预付价格在30,000美元到50,000美元。太阳城率先实施了“太阳能租赁”战略，允许房主免费安装太阳能屋顶并在以之后偿还安装费用。

但根据Fast Company的数据，太阳城合同的取消率很快飙升至45％甚至更高。

评论家指出，太阳城激进的销售策略是罪魁祸首。销售人员会使用节省开支的承诺来吸引客户预订系统安装，但这些承诺“歪曲事实”，客户一旦意识到就会取消合约。

销售团队每周都增长数百人并被激励去获得预订安装订单。然而收入并没有以几乎相同的速度增长。

2015年底，太阳城承诺投资者将通过降低其增长率来修正公司的发展方向。这让华尔街失去了耐心。

2016年2月，在太阳城公开了一份特别糟糕的季报之后，其股价下跌了三分之一。

2016年2月，马斯克提议特斯拉收购太阳城。当时特斯拉正在开发技术帮助消费者在家中和路上给特斯拉充电。这些所谓的储能墙电池安装在家中并通过第三方连接到太阳能发电机上。在收购交易获得批准后，太阳城的业务在特斯拉“太阳能屋顶”产品供应下开展——使特斯拉能够提供端对端的住宅太阳能而不仅仅是电池。

如果客户安装一套系统，使他们在能源需求方面自力更生，那公共事业公司将还能扮演什么角色呢？

2017年，在罗德州举行的国家州长协会会议上，马斯克宣布，一块使用太阳城的太阳能技术和特斯拉储能墙电池技术的100平方英里的土地（可能在内华达州或德克萨斯州）可以提供足够整个美国使用的电力能源。

2017年5月，之一批新型的太阳能屋顶开始接受预定，很快就被抢够一空，甚至2018年的产品都已经售罄。特斯拉宣布将在夏季开始安装。到了8月份，之一套安装的确开始了——但仅在几个特斯拉员工的家中。

之一套太阳能屋顶运行

仅仅一周时间，太阳能屋顶就产生了394kWh的电，远高于美国居民平均用电量~225kWh/周。

虽然早期结果表明混合电力非常成功，特斯拉也引进松下公司帮助增加产能，但其产品的交付一直存在问题。

在特斯拉2018年第二季度财报 *** 会议上，马斯克表示公司已拥有”数百套带有太阳能屋顶的房屋”，公司后来澄清他所说的数量包括计划安装及部分安装的屋顶。据路透社报道，在2018年5月，安装并连接到电网的屋顶只有12个。

特斯拉太阳能屋顶并不是唯一交付困难的产品 - 特斯拉Model3也是如此。

汽车

Model 3的麻烦只是特斯拉过山车的最新篇章。

在2016年3月宣布推出特斯拉首款真正的大众电动车Model3后的48小时内就有近25万辆的订单，潜在销售额总计超过100亿美元。

马斯克承诺在2017年第三季度推出1,500辆Model 3，到12月份每月能生产20,000辆。

但实际上，2017年第三季度只生产了260台。

2017年11月，每周生产5000辆Model3的目标从2017年的12月推迟到了2018年的3月。

Model3的产能问题在整个2018年持续困扰着特斯拉。

最终，在2018年6月的最后一周达到了每周生产5,000辆的目标，当时Model3的产量更高达到了每周5,031辆。为了达到5000辆的目标，马斯克宣布团队两周内搭建一个车间以建立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工厂实行“24/7”和120小时工作周制度等加速生产的措施。

在特斯拉车间内

虽然彭博预测产量目前已下降至每周3,000辆，但到2018年9月生产的总量约为90万辆，因此每周5,000辆Model3目标是实现了。

同时，马斯克已经在推特上宣布，特斯拉将很快开发出“智能挡风玻璃刮水器”、“迪斯科模式”内饰灯以及皮卡车。

一些分析师建议马斯克停止“过度承诺和交付不足”。虽然特斯拉的股价在Model 3的生产问题中没有大幅上涨，仍然比2017年开始时高出约50％。然而马斯克最近发布的关于将该公司私有化推文以及其他的不良宣传导致该股自8月份的高点下跌约20％。

除了产能，另一威胁是数据。每辆特斯拉汽车都通过AT＆T LTE *** 与公司进行通信。从软件更新到驱动程序数据下载，每人每月发送和接收几千兆字节的数据，这种对另一家公司的全面依赖对公司是种威胁。

电信

所有马斯克的创新似乎都围绕着一套公式：找到一个由于技术匮乏而失败的旧想法并招募一些世界上更好的工程师攻克它。

这也正是马斯克和SpaceX攻克卫星互联网行业所采用的逻辑。

马斯克首次公开谈论“卫星互联网覆盖全球”的想法是在2015年初。2016年11月，SpaceX向FCC（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在六年内发射1.1万颗宽带卫星，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提供强大的宽带服务。

到2020年中期，这种卫星驱动的新型互联网服务——“Starlink”——有可能成为全球更大的电信服务供应商——潜在市场价值1万亿美元。

SpaceX计划从轨道上提供宽带互联网服务，创建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状 *** 。

几个月后，SpaceX首次将一个已经使用过的火箭送入太空。这是SpaceX“总体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即完善火箭可重复使用技术。

这项技术与SpaceX的宽带愿景相结合，就有可能颠覆当前电信公司的经营模式。

SpaceX已经将卫星发射的成本降至约3亿美元，而尽管波音或洛克·马丁公司飞机成本仅为8500万美元，但其发射费用为4.2亿美元。随着之一个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射器Falcon9的使用，发射成本不到最初的一半。SpaceX正在努力攻克各种难题使火箭可以完全重复使用，使得发射成本降为约25万美元。

每次发射成本不到100万美元将使得轻松发射数千个互联网卫星成为可能。这些卫星在太空中将覆盖整个地球——包括目前没有互联网覆盖的地区——提供具有稳定千兆速度、低延迟的宽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许多著名卫星互联网公司被淘汰，但Starlink项目在某些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全球大部分地区仍然无法访问内陆的千兆互联网.

?成本：SpaceX已经（并将继续）发射卫星的成本降低到曾经的一小部分；

?速度：传统的卫星互联网传输速度约为25Mbps，而SpaceX可达到1Gbps。

?延迟：数据包在地球和卫星之间传输所需的时间 – 目前的供应商发布的大约600+毫秒的延迟，而SpaceX的目标是大约30毫秒

SpaceX在2018年2月将前两颗Starlink卫星 – Tintin A和B – 送入轨道。随着公司发射成本降低并将更多卫星发射到太空，它打败陆基宽带 *** 机会很大。

SpaceX于2018年3月获得FCC的批准，将发射4,425颗宽带卫星。

SpaceX并不是最近获得FCC批准建立宽带卫星网的的唯一公司，但是迄今为止更大的公司。

如果Starlink成功，它将改造几十年来停滞不前的卫星互联网。但这并不是马斯克正在努力恢复的唯一“古老想法”。

交通

交通运输中最古老的想法之一，是通过真空管运输。1812年，一位名叫乔治·梅德赫斯特（GeorgeMedhurst）的英国人之一个提议在地下建造隧道并在舱内以气动方式快速运输乘客。

2012年，马斯克之一次公开谈论超级高铁（Hyperloop）。他认为，这种第五种运输方式（继汽车、飞机、火车和船之后）将是协和式飞机、磁悬浮与空气曲棍球桌的交叉。人们将乘坐置于低压管中由空气支撑的豆荚状胶囊，被“磁性直线加速器”驱动的交通工具。

SpaceX2013年白皮书中关于该Hyperlooppod的原始模型

马斯克与SpaceX和特斯拉团队一起工作，验证这个想法的可行性及经济性。他们发现，“吊舱”可以在2.5分钟内行驶30英里，将6个小时的行程缩短至30分钟。而单程仅需要20美元用于系统的维护。这比加利福尼亚当时计划要建设的高铁更经济。

将加压舱与减压隧道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种比以往任何模式都快得多的运输方式。超级高铁将是现存交通方式平均速度最快的，可达到600英里/小时的速度，约为日本新干线的三倍。而商业航空则以575英里/小时的速度位居第二。

超级高铁将会对几个不同的行业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一个就是6600亿美元的航空业。除了不能穿越海洋，它将比飞机更快更经济的运送乘客。

这样的速度可能改变美国人居住的地点和生活方式，大大改变住宅和商业房地产。人们可以轻松地在曼哈顿工作，住在距离曼哈顿6小时车程的佛蒙特州伯灵顿，通过30分钟的超级高铁通勤。

这可以彻底改变货运。所有美国进口货物中几乎一半流经洛杉矶和长滩的港口。根据SCPR的数据，1.4万名卡车司机将这些货物运往南加州各地的仓库和铁路货场。根据普华永道的数据，他们每天运送约1.1万个集装箱，每年消耗6800万加仑的燃料。

虽然最后一英里的交付仍然需要卡车和驾驶员，但类似超级高铁的系统可以以更低的费用更少污染将货物运输速度提高一个数量级。

当然，也有人批评超级高铁。首先，应该把它放在哪里？道路权和建设费用使得高速铁路项目几十年来一蹶不振，更何况隧道技术还没有完善。

但是，马斯克绝不会被这些困难吓倒。他表示，批评将成为公司正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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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CBinsights:马斯克正在颠覆的8个行业！不只汽车和太空旅行

山东：盐碱地种出“中国新粮仓”

九曲黄河奔腾万里，在这里入海。聚沙沉积形成的黄河三角洲，因受海水浸染，土地盐碱化严重。

“18亿亩耕地红线要守住，5亿亩盐碱地也要充分开发利用。”2021年10月21日， *** 总书记在位于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称黄三角农高区）考察调研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金秋时节，黄三角农高区的大豆、玉米、水稻等农作物都已成熟，大豆露出了鼓鼓的豆荚，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稻秆儿，玉米含羞般藏着金灿灿的棒槌等待收割……

滨海盐碱地，曾经寸草难生，而今一派丰收景象。

改“地”：土壤增肥力 瘠地变沃野 庄稼乐开花

“经现场实打验收，处理区夏播谷子亩穗数2.77万，亩产250.9公斤；对照区亩穗数0.84万，亩产69.4公斤。”9月29日，“盐碱地微域生境调控一播全苗技术”现场观摩会在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以下简称山东省农科院黄三角示范基地）召开，与会专家一致表示，该技术大幅度提高了种子出苗率，破解了出苗难这一盐碱地重要技术难题。

“这项技术是我们针对盐碱地出苗难问题研发的。”山东省农科院黄河三角洲现代农业研究院院长贾曦介绍说，此技术主要是改善种子周边微域环境，缓解土壤板结，增加其透气性，为种子发芽创造适宜的环境，有效缓解种子发芽和幼苗生长期间的盐碱胁迫影响，大幅提高出苗率，实现苗齐、苗壮。

采用微域土壤改良技术种植的谷子，穗大颗粒饱满。人民网 宋翠摄

盐碱地是障碍性土壤，存在含盐量高、板结、地力差等问题，一度被称为土地的“绝症”。据统计，我国的盐碱地面积约为15亿亩，其中可利用的盐碱地约5.5亿亩，是我国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

土壤改良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基础。在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面积达43.97万亩，土壤盐分含量从1‰至10‰自西向东梯次分布，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也是探索盐碱地治理新技术的天然试验场。

2015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黄三角农高区，成为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这一年，贾曦带着一群年轻的科研人员来到这里，开始试验基地建设，针对盐碱地改良和高效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科研攻关。

从建设排灌工程提高农田压碱排盐能力，到绿肥翻压、秸秆过腹还田等农艺措施治理，从“天苍苍，野茫茫”到各种作物绿盖三角洲，从果树栽不活到苹果葡萄群压枝头，他们无数次试验，无数次失败，终于探索形成了农牧生态循环、土壤有机物质调理、多水源联合调度等系列技术成果，在黄三角区域大面积推广应用。

盐碱地治理如何由盐碱地改良转为盐碱地“用地养地”相结合？近年来，黄三角农高区根据盐碱地不同类型，选择不同的种植模式，进一步提高了盐碱地作物生产能力和效益。

今年，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在黄三角广泛铺开。

“这是盐碱地用养结合的一种方式，能有效改善地上和地下生态环境。”走在田间，迎着海风，贾曦边走边介绍，豆科作物固氮，有利于培肥地力，能够实现在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增收一季大豆。

今年夏天，贾曦在试验田里检查土壤信号传感设备情况。人民网 宋翠摄

“我们还推广应用自主研发的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精准施肥技术。”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工作专班副组长、研究员刘志鑫表示，该单位系统把握滨海盐碱地规律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出一条“用养结合”“种养结合”的新路子。3年来，土壤有机质提高22%以上，有益微生物数量提高4～7倍，减少化肥使用量32％以上，地力提升1至2个等级。

如今，山东省农科院黄三角示范基地的定位试验场，土壤信号传感设备正在默默采集土壤的含水量、盐分、地下水位等相关数据，以此建立盐碱耕地质量大数据库，为今后开展科研工作提供精准的大数据支撑。

改“种”：农业“芯片”显神威 盐碱地里长出“新粮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

*** 总书记视察黄三角农高区时，走进田间，同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勉励大家：“土地资源是很宝贵的，抗盐碱作物发展起来对提高土地增量是很有意义的，对中国粮仓、中国饭碗也能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要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必须把农业“芯片”作用发挥好，选育出适应盐碱地的耐盐碱作物。

正值大豆收获季节，总书记走进田里，弯下腰来摘了一个豆荚，剥出一粒大豆，放在口中细细咀嚼：“豆子长得很好。”

“这是我们山东省农科院培育的耐盐碱大豆新品种‘齐黄34’。”谈到种子创新，贾曦满身的自豪。他说，“齐黄34”具有高产、耐旱、耐涝、耐盐碱等特点，适合机械化生产和带状复合种植，去年，在东营市含盐量3%的盐碱地实打验收亩产302.6公斤，实现了大豆在盐碱地上的单产新突破。目前，“齐黄34”已成为黄淮海地区推广面积更大的大豆品种，是农业农村部四大主导大豆品种之一，为向盐碱地要粮、要油贡献了力量。

高产耐盐碱大豆新品种“齐黄34”籽粒。山东省农科院供图

为了解决盐碱地适生植物育种难、育种周期长、制种产量低等瓶颈问题，黄三角农高区建立了“实验室分子设计育种—人工模拟环境育种加速—田间耐盐碱梯度测试鉴定”三级育种体系；建立了耐盐碱植物育种、盐地藜麦种业创新等平台；“作物表型组学”（植物育种加速器）平台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中。

一场盐碱地科技会战悄然打响。黄三角农高区的试验基地，一块块的“盐池”里，玉米、花生、大豆等作物已经成熟，它们用丰收的果实展示着自己耐受不同盐碱土壤的能力。

“盐池主要用于作物种质资源的耐盐鉴定，以鉴定种子是否耐盐，耐到什么程度。” 贾曦介绍道，近年来，山东省农科院十分重视耐盐碱作物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适生品种选育工作，已选育出120余个耐盐碱作物品种。

一批批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正在加速显现，并在黄三角盐碱地大面积推广应用。藜麦试种成功，2个新品系亩产分别达到170公斤、190公斤；高耐盐水稻“鲁盐稻69”亩产达498.17公斤；鲜食甘薯新品种“济薯26”实现平均亩产3500公斤；甜高粱“济甜杂2号”鲜重亩产可达5～6吨，成为盐碱地种植结构调整和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作物品种……

藜麦种质资源。人民网 刘祺摄

“我们依托农业农村部国家沿海地区盐生植物种质资源圃（库）等种业创新平台，搜集保存耐盐植物种质资源1.8万份。已选育苜蓿、燕麦、甜高粱、藜麦等新品种（系）37个，示范推广9.2万亩，亩增效益15～20%。”刘志鑫表示目前正在组建表型组学研究团队，将对作物品种选育这一“卡脖子”问题有序推进研究工作。

生态防控：“雷达”精准监测灭害虫 熊蜂授粉克难题

在山东省农科院黄三角示范基地北区的试验田里，4个白色“庞然大物”矗立在田野中，格外显眼。这是中国农科院、北京理工大学和山东省农科院合作共建的农业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精准监测与阻控研究平台。

4部雷达有规律地分散在田间，居中1部是相控阵雷达，分散在外围的3部是多极化雷达，它们组成 “雷达矩阵”，对经过的迁飞害虫进行精准监测。

绝大多数农业害虫都具有迁飞性，并且有突发性、爆发性和毁灭性等特点。据专家测算，在山东省常年发生面积达8亿亩次，造成约40亿斤的农产品损失。黄三角处于东亚昆虫迁飞场的核心地带，是监测和控制迁飞性害虫的关键区域。

“相控阵雷达发现目标后向周围的多极化雷达发出指令，可以对2公里内的迁飞性害虫进行精准识别并监测其迁飞规律，然后根据不同害虫的光谱敏感性，研制特定光谱的高空诱捕灯，将害虫诱引到地面进行灭杀。”贾曦说，相关技术成果在山东全省域转化应用后，预计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30%以上。

“通过3年的系统监测，探明了棉铃虫等主要害虫在山东省南北季节性迁飞规律，和迁飞性害虫监测及精准阻控的重点区域。”贾曦表示，研发的棉铃虫、二点委夜蛾等重要害虫雷达自动识别技术，实现了重大农业害虫的实时监测与预警，为我国的重大农业害虫防控提供了关键基础技术。

农业迁飞性害虫智能化精准监测与阻控研究平台。胡鑫惠摄

绿色防控是持续控制病虫灾害、降低农药使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此，由中科院动物所专家牵头，在黄三角农高区成立了益虫资源利用与生态防控研发平台，应用天敌昆虫、生物农药、性诱剂等技术开展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

在研发平台展厅的玻璃盒里，几只个头硕大的熊蜂嗡嗡地飞旋。“这是我们自主研发、具有知识产权的‘中科熊蜂’，解决了授粉熊蜂种源‘卡脖子’问题。” 益虫资源利用与生态防控研发平台工作人员代海雯边整理蜂盒边介绍，熊蜂授粉代替了人工激素授粉，提高了作物的坐果率和果实品质。

科技为农业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生态防控注入源动力，让盐碱地焕发出新活力，将植被覆盖率提高35%以上，生物固碳能力提高30%以上。

产业发展：特色产品墙外开花 盐碱地农业之题“破茧”

既要种得好，又要产得优，还要卖得好。

“我们用的是高油脂高蛋白的‘双高’大豆‘齐黄34’，是我们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营市鲁唐八福豆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红伟抓起一把金灿灿的大豆喜滋滋地说，用这豆子做的豆腐口感细腻、口齿留香，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好原料才能做出好豆腐。”张红伟从事豆制品加工已经12年了，他对当地的大豆情有独钟，他的豆制品在当地的大型超市和酒店深受顾客欢迎。

“根据大豆品种‘双高’的特点，我们还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鸡蛋豆腐，成为豆腐中的‘贵族’。” 张红伟难抑内心的喜悦之情，在规划书上又添了一笔。

用“齐黄34”做的豆腐，口感细腻、口齿留香，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图为工作人员在压制豆腐。人民网 刘祺摄

像张红伟一样享受到盐碱地“红利”的还有东营市鲁通米业有限公司的周治红，其公司推出的“黄河三角洲大米”是地地道道的盐碱地大米。

“我们的大米是生态弱碱米，粘性大，非常适合熬粥，深受消费者喜爱，而今已经走出山东，远销北京、上海、成都等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公司副总经理王明坤介绍说，公司成立了水稻种植合作社，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建立了集稻谷“种植—加工—储存—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辐射带动农户4000余户。

如今，在黄三角农高区，依托种质创新技术，具有滨海特色的龙头企业引领农业产业发展，初步构建起了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的全链条现代种业运营模式，越来越多的特色优质食品摆上了老百姓的餐桌。

“我们以盐碱地特色种业为引领，重点培育大健康及功能性食品产业、农业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等5大高新技术产业，构建盐碱地农业产业体系。”刘志鑫表示，依托生物技术中试研发、智能农机平台、农业益虫等创新平台，农高区培育了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现代产业发展。

“现在熊蜂年产1.2万箱，供不应求。”代海雯说，“中科熊蜂”已经实现工厂化规模生产，销往20多个省市，在全国各地建立了30处示范基地，今年年底，将建成10万箱商品熊蜂生产工厂，把国内授粉熊蜂供应量提高1倍。

中科熊蜂授粉试验示范。黄三角农高区供图

黄三角，像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高校院所扎根于此，为了向盐碱地要粮，为了盐碱地能长出高产的优质粮，他们，在黄河尾闾奏响了新时代的创新之歌，为国家开辟“新粮仓”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未来，刘志鑫充满了信心。他说，下一步，黄三角农高区以创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强与中国农科院、中国科学院、山东省农科院、青岛农业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努力实现盐碱耕地提质增效、专业人才队伍培养、盐碱地特色产业培育三个关键性目标，答好“盐碱地农业之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来源：人民网－山东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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